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谁杀了林彪》 作者:王兆军【完结】 目录: 第一章 帝王的痛苦 第二章 多病的狮 第三章 天堂与地狱 第四章 准备出山 第五章 走资派 第六章 第一头肥羊 第七章 乱世英雄 第八章 贵族面目 第九章 将相不和 第十章 风流处女叶群 第十一章 高处不胜寒 第十二章 杨余傅 第十三章 一号通令 第十四章 联美抗苏 第十五章 天才的诱饵 第十六章 上流社会 第十七章 行动与反省 第一章 帝王的痛苦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是个震惊世界的日子。 　　那几天，中国天空没有一架飞机，官方几乎停止了一切外事活动。从华盛顿到巴黎，从东京到台北，都猜测大陆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最初开始传说林彪死讯的中国人小心得无以复加，有些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被人告到公安局，大约八千人因此而被捕，罪名是“用死来诅咒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 　　后来的官方说明是：林彪急于抢班夺权，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果断，敬爱的周总理坚决斗争，林彪及其死党叛国投敌，匆忙中准备不足，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落得个折戟沉沙，暴尸荒野。于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但是，官方对整个事件的解释总给人临时拼凑的材料的感觉。它用时过长，内容却过分潦草。一时的震惊过去后，陆续有人提出疑问，渴望弄清楚林彪的死因。至今仍没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是： 　　一．毛泽东是怎么事先发现林彪的反革命计划的？是不是有人事先向毛泽东报告了很多材料？如果有，那么这个人或这些人对毛和周，都是很大的功臣，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要极力表彰的。为什么没有表彰？谁是这个事件的无名英雄？ 　　二．整个九·一三事件看起来就象周、毛什么也没做，静看着一个大将军坐上一架劣等玩具似的飞机，飞了一会儿就掉下来摔死了。毛在林彪死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做吗？那是不是毛、周合谋的一次政变？林彪的逃跑只是为避难求生而落入阴险的圈套？ 　　三．即使相信林彪是乘坐三叉戟出逃的，可为什么三叉戟会坠毁？一九九四年一月，美国记者彼得·汉纳引用蒙古和前苏联专家的证据说，该三叉戟不是因燃料不足而坠毁的。但是燃料充足的三叉戟为什么要在那开阔地上冒险降落？飞机机翼上那个圆形的大洞，到底是被武器击中的呢，还是真的在起飞前碰了油罐？ 　　四．林彪不是个性情急躁做事潦草的人。为什么历来指挥若定的大将失去了行动章法，甚至显得无能、畏缩、懦弱和呆滞？林彪是名将，如果他要政变，就会有一整套应变计划，怎样发难，怎样控制形势，怎样攻击，甚至失败后的避难也都要安排好。而北戴河交通不便，对方耳目太多，不利于行动，林彪真的将那里作为指挥中心发动政变吗？ 　　五．官方描述的九一三事件中，几乎就是叶群和她儿子在忙乎，林彪象一个被搬来搬去的木偶。一个指挥千军万马，从东北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林彪会将这样的滑稽潦草的计划付诸实行？清醒缜密、独断专行的林彪，会在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上被一个愚蠢的女人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左右？ 　　六．香港《镜报》一九九一年有连载文章——《相见时难别亦难》——描述叶群当年选美为林立果所挑的对象张宁访问林立衡的过程和感想。在那篇文章里，张宁肯定地说：“其实，当年关于对林彪的定性定案，以及所谓五十七号文件，是四人帮一伙盗用林立衡的名义，欺骗了世界舆论。”他们是怎样盗用怎么欺骗的呢？这种盗用，是不是现在的掌权人怕危害那些已作定论的“正人君子”的声誉？ 　　七．林立果对张宁说北京可能要发生重大事变，叶群的地位要下降，根据是什么？他叫张宁少说话，是指林立衡，还是指别的势力？为什么林立果说北京可能被敌人占领，而且要张从内部斗争考虑？ 　　八．林彪为什么在临行前流眼泪？林立衡将她父亲要跑的行动提前两个小时报告了周恩来，警卫部队为什么没在路上拦截他们？警卫部队还收到来自北京最高层的命令，要促使林立衡和她丈夫一起上飞机，但林立衡拒绝了。这个要一网打尽的计划是毛的主意还是周恩来的主意？三叉戟离开山海关机场后先是向南飞的，后来又回到起飞的地方，是不是要求降落而因机场灯火关闭不能实现？ 　　…… 　　本书描述和探讨的，就是林彪最后几年的政治生涯和他那不明不白的死。 　　林彪是中国大陆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研究他，正确地描述他及他周围的那些人，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儿。黑幕政治下的荒诞之谜太多，弄清楚很难。这些公开的刽子手和装成正人君子的家伙，曾经如此藐视中国人的胆量和智慧，以为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正因此，我们才特别希望识破他们。而且，认识林彪怎样一步步走向死亡比飞机到底怎样坠毁更重要。 　　本书有三点是新的： 　　一．从新的角度描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颠簸，以及他的理想和手段的冲突。 　　二．从新的角度分析所谓贤相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这可能激起一些按常规思索的人的反对。 　　三．对文革的起因、发展给予了不同的描述和评价，有悖于很多人的习惯认识。 　　无论怎样，作者真诚地希望和读者一起讨论所有书中提出的问题。 　　酷热的夏天过去了。 　　十月金秋，北京的空气凉爽宜人。 　　美好的季节并没给毛泽东带来好心情。头天晚上，他本打算熬个通霄，将过去写的诗词好好整理一下，今天交出版社的。此事下边已经催了多次，他也答应了人家，可就是没有充足的精神去完成。昨晚刚改了两三首，就觉得困倦，和衣倒下了。倒下就倒下吧，好好睡一觉也不错。可偏偏又睡不好。一大早醒过来，就觉得情绪浑浊，心气狰狞。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看什么都没个界限。他找了半天原因，以为是叫屎憋的。蹲进厕所去，看了司马光的一篇文章，还翻了几页尼采的书，等待那肮脏的到来。半个小时过去，一点屎也没拉出来，尿倒是撒了不少。游荡到屋子里，想再做点什么，也没精气神了。他想：起这么早的人，肯定什么也干不成。 　　丰泽园比以前清静多了。虽然主人照样还有事干，但主要的热闹是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那边了。这样也好，省得整天埋在那些事务中，什么大事都没时间考虑。事无巨细，样样躬亲，不仅对身心不利，而且会不得要领，再说，那也不是大家作风。 　　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要真正做到心气和平，就不那么容易了。毛泽东看起来轻松潇洒，可实际上并不尽然。他经常觉得不放心，经常感到凄凉孤寂，仿佛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热闹。落寞的感觉从中南海的水面上一阵阵飘卷而来，叫人好生烦恼。时移事易，人们正在转移他们的关注，有更切实的人物和事件吸引他们。毛泽东有点酸溜溜的。 　　警卫长李银桥今天挺高兴，因为主席起床早。 　　毛泽东到湖滨散步，他不远不近地陪着小心。 　　中办主任杨尚昆进丰泽园时，和他摆了摆手。 　　虽然还没下霜，但荷叶已经衰老，失去了阳光下连天的碧绿，也失去了和风细雨中摇曳的韵致。岸边的柳树，样子依然婆娑，但没了那种旺盛的颜色和弹性。干瘦的柳树叶子落下来，浅唱低吟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不论是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还是镂金镶玉皇宫帝阙，都熬不过季节与光阴的折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自言自语道。 　　他今天看来并不那么高兴，神情落寞，目光游移惶惑。 　　李银桥没有说话。主席情绪不好时，能不吱声就不吱声。 　　一连三个夏天，主席都是在烦恼、忧伤，甚至是愤怒中渡过的。事大事小，都过去了。有时摧枯拉朽，扫荡敌人。有时游览山水，寄托性情。功业卓着辉煌，倒不能说虚度了年华光阴。但主席总是不高兴。“一九五九年夏天的那个会，开得不能再糟了。”主席说过：“我从杭州到武汉，第二次游了长江，心情本来很好。然后，从武汉到九江，在那里召开了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委书记会议。我做了些检讨。他们高兴了。可是烧香引出鬼来。到庐山后，彭德怀骂我的总路线，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 　　庐山会议最初开得很顺利。毛说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他那时心情舒畅，除了游览山光水色，就是找人聊天，说古论今。他还说：要在大会上承认一些错误。刘少奇对周恩来说：“这样很好。他一开头，别人就好说话了。” 　　可是三天后，主席突然变得寝食不安，情绪烦躁，吃了安眠药仍难以入睡，而且神神叨叨的。李银桥当时以为是因贺子珍的谈话勾起了主席的感情纠葛，心里沉甸甸的。尽管主席和江青的关系不好，但下边的人不好说什么，江青还是江青。 　　有一天，接连来了几位首长。他们走后，毛问李银桥：“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 　　李银桥说不知道。“他叫彭得华。得华啊！”毛神经兮兮地说。 　　毛泽东的那副神情，既饱含着农民的狭隘，又别扭着帝王的刚愎。他摇头晃脑地琢磨着，狡黠的冷笑中洋溢着阴暗的神秘主义气息。毛的权力高台上到处布满多疑的雷达，而他具有将任何信号变成行动——千百万人都必须同时奉陪的灾难深重的运动——的特权。 　　“得华。这个人想得中华啊！”毛泽东恨恨地说：“他故意改了名字，以为我不知道！” 　　风云翻覆，雷电激荡，烟雨迷蒙。毛泽东这样一想，庐山会议的形势就立即变化。 　　各地的诸侯都被毛泽东请来了。在北京工作的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来了。毛泽东每次接见新来庐山的人，都要说这样一句话：“我就是不相信人民解放军会跟着他彭德怀造反！如果解放军造反，我就只好上山打游击。”说这话时，他几乎总是抽着烟，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象一个孩子在思考严峻的问题。这时大家都轻松地帮毛泽东否定那种设想，在说解放军绝不会跟彭德怀造主席的反的同时，也顺便表示了自己的忠诚。 　　毛泽东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回答。他几乎从每个人脸上都看见了怯懦、顺从和自私。他们不敢说真话，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一个皇帝的忠臣。他们没有胆量换个新皇帝，更没有力量再建立一个新朝廷。有些人还以为每个同伴倒下去都会给他自己空出地盘来，至少他们可以更安全些。这种情况是毛泽东期待的，可又是他所讨厌的。如果下边充斥这样一帮不敢说真话的人，处于宝塔尖端的人不会有好结果。历代皇帝都是这样。一旦有了新人可以拥戴，这些人马上就会随风转舵。只有那种敢于直言的人，如魏征，如海瑞，国家才能兴旺，帝王才能安全。而彭德怀恰恰就是这种人。毛泽东忘记不了那天的吵架。他质问彭德怀：“你已经骂了我二十天，指名道姓的，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呢？”彭德怀居然敢当面扯着嗓门骂他：“在延安你*了我四十天的娘，我*你二十天的娘不行？”那种平等的吵架是多么痛快！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这样和他吵架了，政治上没有了挑战者，日子该是多么寂寞！ 　　整整一个夏天，毛泽东都被这种悖论所煎熬。他打倒的，他摧残的，他消灭的，正是他的理智所喜欢的；他保留的，他玩弄的，他爱护的，偏偏是他最蔑视的。论前者，他是昏君，但这个昏君又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的残酷中有着过人的聪明。论后者，他是超人，但这个超人的高傲中有着最庸俗不过的感觉。他喜欢挑战，这应当是勇士的品行。可他必须利用怯懦的人对付向他挑战的对手。他老觉得没有充分的力量对付对手，总要借助于什么。这一点，有时叫他感到羞愧，而且心惊胆战。唯一的安慰就是那个信条：在政治家眼里，没有什么是不可利用的。 　　但是，他也自问过：这样一路打下去，世界将剩下什么呢？只会剩下奸猾小人、阿谀逢迎者、无胆无识和自私自利的人。那时即使战胜所有的人，也算不得英雄好汉。难道一个充满热情的勇士追求的未来就是那样悲观的世界吗？ 　　那个夏天，他的内心充满政治的空虚和哲学的痛苦。 　　他很想找人谈谈，倾诉这无法排解无发渲泄的纠解。可是很难。他的威严和权力已经使他无法找到朋友了。七月三十一日，长期养病的林彪也来到庐山之前一个小时，毛泽东还打算和他谈谈自己心中那些旋风般的悖论，那些不可调和的对立和不可分割的统一。可是当他一看见林彪的样子，毛泽东马上就改变了计划，不再有一星半点和他谈心的欲望了。他不会懂的，肯定不会懂。他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人。在政治和哲学上，林彪能力肯定有限。 　　毛对林彪说：“我请你来，不是游山玩水吆！” 　　“我也不喜欢游山玩水。”林彪说：“要打仗吗？” 　　毛泽东说：“庐山山高风大，树欲静而风不止。情况已经通报过，你大概看了。彭德怀要造我的反。不过我不相信解放军会听他彭德怀的。如果那样，我就再去井岗山。无非是再来一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时，毛泽东没有表现出和另外那些人谈话时的无赖样子。他期望林彪能够说点什么，即使夸奖彭德怀几句话也没有关系，甚至批评一下大跃进也行。那样他们就可以争论，甚至还可以有一线机会进入那些折磨他的哲学问题，即使不能酣畅淋漓地交流，尝尝味道也好嘛。他期许地看着林彪。 　　毛泽东是很看重林彪的。林彪从一九二四年参加红军就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战功赫赫。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在山西照县附近穿上日本“皇军”的大衣，骑上高头大马在黄土高原上抖威风，被阎锡山的部下军人误认为是日军打伤。毛泽东特地电促林彪到延安疗养，并亲自骑马出延安三十多里地专程迎接这位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官。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主席时，毛泽东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那时毛就有意让林彪当副手。他希望这位副手和他的距离不是太大。 　　“主席放心。”林彪说：“解放军是党的军队。主席指到哪里，军队跟到哪里。” 　　就象一个娘养的多胞胎似的，林彪的回答和别人一样！毛泽东的希望破灭了。他迅速回到现实中来。也好，这样可以避免剥皮似的裸露和敲骨似的解剖，可以不让心灵的鲜血染红地毯，也用不到那些含蓄和隐喻拐弯抹角地寻找疲劳。如果不谈心，不谈玄，不关系感情问题，而只是处理眼前事务，毛泽东是驾轻就熟，一切得心应手。 　　“跟与不跟，要打打才能知道！”毛将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说：“你得带兵打仗了。” 　　“带兵打仗？”林彪微笑着问：“打什么仗？” 　　“打政治仗。”毛泽东坦然地说：“不愿跟彭德怀造反的人，都得团结。不是假团结，是真团结，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没有问题。”林彪答应着，顺便问毛：“小平怎么没来？” 　　“人家说摔伤了腿，要休养，不能来。”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不早不迟，偏偏是这个时候，也巧！不过，我们得拉住这个小个子。” 　　在八月一日的会议上，林彪跟随毛泽东，向彭德怀展开了批评。 　　彭德怀在后来的检讨中说：“一九五六年开八大时，我就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我一提出，就得到刘少奇的同意。他说‘还是划掉的好吧’。实行人民公社后，我去湖南农村调查，发现不但减产而且不够吃的，到处都是假报告。有个老乡亲写了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于是在庐山会议上，我于七月十三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本人。次日，这封信被印发给全体会议成员。内容：大跃进有得有失，失是主要的；比例失调，每天几千万人去炼钢，明年要下马一些；假报告，不老实；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观主义。我说自己写这信是‘有张飞之粗没有张飞之细’。毛泽东说我：‘他很细，他是在招兵买马，有野心，是个伪君子。如果解放军跟彭德怀走，我就得打游击。’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我不服。” 　　不管服不服，毛打倒了彭德怀。 　　打倒彭德怀后，毛泽东曾经充满弃绝感地说：“这个彭德怀，好得很坏！” 　　那个夏天，庐山上的一场政治决斗，就那样结束了。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心情很糟糕。他知道彭德怀说的事实。到各地走了走，到处是革命运动的惨烈景象。他不得不承认，经济已经崩溃，而自己无法收拾那个糟糕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艰难而复杂的经济恢复工作交给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他们，行政上的事情交给周恩来，他本人则暂时退到二线。 　　就是这个暂时的退居二线，就费了多少唇舌！上上下下都不同意。有人说：主席退居二线，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知道内情的，明白主席自己要休息休息，思考一些重大问题。可是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上边发生了什么对不起主席的事情。刘少奇不同意，周恩来不同意，连陈云也不同意。就是那个邓小平还有点见识，同意了。毛泽东说：“说来说去，你们就是要背靠大树好乘凉，拿我作招牌。这一次我不让步，一定要你们干。我为你们遮风挡雨就行。当然，我也不能老给你们遮挡，等你们自己能干了，我就完全退下来，当个散仙。” 　　毛泽东同时决定提拔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前，只留下了一条好狗看家。 　　那是南方别墅里的一个晚上。晚风习习，满天星斗，流萤乱飞。 　　毛和林，只有他们两个人，坐在紫藤萝架下的竹椅上。 　　“要读书，展卷有益。不仅要读大书，小说也要读。”毛微笑着说：“我最近又读了《三国演义》。” 　　林彪没说话，只是微笑。他知道，自己开口与否并不影响毛说话。 　　毛深沉地叹息着，吐了一大口烟，看着满天星斗说：“诸葛亮失了街亭后，多亏一人断后。那个人是谁？” 　　“是马超。”林彪说对了。 　　他深情地看着林彪，继续说：“这一次，我没让彭德怀得逞。不是因为他要*我的娘，而是因为他想得华。吵架没什么，你*我的娘，我也*你的娘，平了。可是，有野心就不行。我就是喜欢和野心家斗。蒋介石有野心，张国涛、高岗也有野心，我把他们斗倒了。这一次，我又胜利了。但胜利是有代价的，很多人恨我吆！恨就恨吧。我想通了，来个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干脆什么都不要了，叫他们干去。无官一身轻！我要当几年徐霞客，游遍名山大川，享几年福。” 　　林彪说：“但我们得留下一个东西。” 　　“说得对。”毛泽东点点头：“你和我想到一起了。这个东西就是军队！我打算把军队都交给你，由你指挥。岳飞还有三千子弟兵呢！你得出来为我断后。你现在就是马超。” 　　林彪微笑着答应了。 　　在那毛林的蜜月年代里，他们两个在商量进退策略时，就象是一个人。 　　毛没有看错，林彪是忠于他的。林彪掌握军队工作后，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大树毛的威信。毛简单地打倒政敌，连战场也没有收拾，就落荒而走了，留下林彪压阵。虽然经济问题并没有很快解决，但是从政治上看，至少对毛没有危险了。在后来的七千人会议上，那么多人检讨三面红旗和饿死几千万人的问题，舆论对毛形成了黑云压城似的包围。潮水一样的舆论，席卷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这时，只有林彪，只有他认为那个祸国殃民的大跃进是不是毛的责任。他坚决保卫与毛之间确定的神圣同盟。他顽固地说：“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去做，事情就顺利；而很多失败，恰恰是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路线的结果。”他的讲话和大多数人的调子不和谐。在非毛的浪潮铺天盖地时，林彪仍然坚持他自己的腔调。这个行动使毛坚信林彪是自己最好的心腹和战友。毛泽东对江青说：“谁说墙倒众人推，败坏一起来。林彪就不是这样。这个人，政治上很成熟。” 　　政治上的一时胜利和神圣同盟并没有给毛带来真正的欢乐。社会生活的惨烈图景仍然日复一日地给毛以冲击。一九五九年冬天，饥荒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最严重的是河南、安徽和山东，河北、山西、陕西，也不轻。这些地方几乎天天都有关于盲流和饿死人的报告。就是在这样惨绝人寰的饥饿时期，山东与河南两省的领导人还争先恐后地在济南和郑州为毛、为七大首长盖大宾馆大别墅。他们想吸引首长多到那边去开会去休息，以便为自己接触首长提供更多的机会。 　　饿死人的报告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大地上饥寒交迫的惨景。可是偏偏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责怪毛泽东，甚至没有人敢如实地反映死亡数字。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毛泽东就从列车路边那些乞丐的眼神中看见了善良人的沉默。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开始感觉到越来越重的压抑。那个夏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糟糕，失眠也更严重了。 　　毛的眼神渐渐变得忧郁，暗淡无光。他披着有三块纱布补丁的毛巾被，经常独自一人沉思冥想。他已经连续六个多月没吃肉了。一个雄心勃勃要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国，刚刚吹牛两年，就达到了这个高峰——他的最高管理人都吃不饱肚子。饥饿和营养不良使他的两条腿开始浮肿。他不得不每天加些野菜充饥。那个夏天，毛泽东吃的野菜主要是马齿苋。周恩来说：“老是这样不行啊，吃点肉吧。” 　　毛摇头说：“大家都不吃。你不是也不吃吗？” 　　那天晚上，他召集身边的七个服务人员来吃饭。没有肉，当然更没有酒。所有的奢侈就是在菜里多加了些盐。毛泽东从一团烟雾中走向大家时，渐渐可以看见他面上的痛苦。他呼吸很重，手里拿着山东省关于饿死人的报告。 　　当他将筷子伸向那盘马齿苋时，手里的筷子不停止地颤抖。他终于没能夹住那些半紫色半绿的野菜。他极其沉痛地说：“怎么搞的呀！怎么连饭也吃不上了？” 　　警卫员荆山要给毛泽东烧一茶缸麦片粥。 　　毛泽东摇头说：“全国都吃不上饭。我，睡不着觉啊！” 　　荆山小心地叹息着。毛泽东坚持没要麦片粥。他反复问荆山这是不是真的，说明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希望这只是做梦。他在屋子里转悠了好长时间，才把李银桥叫来。 　　“小李，我决定派周围的服务人员下去搞个调查。”毛泽东面无表情地说。 　　“需要多少人？”李银桥问：“到哪里去？” 　　“就去山东。”毛泽东对他们说：“只有一个要求，回来讲真话。” 　　李银桥报告了周恩来。周当天晚上就把要派的人安排好了。 　　次日，当杨尚昆前来汇报情况时，毛却变了主意。他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除了汪东兴外，你们都下去。不去山东了，改去河南信阳。那里情况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了一个药包。毛泽东。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了不起的毛泽东，你还知道体恤自己的服务人员，怕他们饿死！你的决定的确是无比的英明——不去山东，真是太对了！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下的昆虫，从草根到树皮，老鼠、蝎子、蚯蚓、蛤蟆，一切可吃不可吃的都吃了，最后就只好吃人。到处都有用死人的肉掺着胡萝卜作成的丸子在出卖，卖丸子的人将猪、狗、牛、驴的骨头放在旁边，以便证明自己的货物不是人肉。鲁南的乡村死人最多，很多人死了没有人去埋，因为丧事事主没有办法提供饭食——如果有，还会死人吗？有一个叫作圣贤道的教会，宣扬说上级派下去的工作人员脱产干部的心可以生吃，有的村庄发生了生吃革命干部的事件。毛泽东想必是知道了那些血腥的故事，才没有派他的勤杂人员去山东。我们的领袖多么伟大！ 　　六个人临行前，向毛泽东告辞，问毛还有什么嘱咐。 　　毛泽东指着他碗里的一种野菜，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认识这种草吗？它的名字叫马齿苋。这种草为什么营养高？因为它不怕太阳晒。为什么它不怕太阳晒呢？因为它当初保护过太阳。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人都受不了。于是有个叫后翌的人将太阳都射了下来。九个死了，仅存的那一个也受了伤。受伤的太阳落在地上，变成一只乌鸦。它想到树荫下休息，树不同意；它想到草下养伤，草也不同意。因为它们都曾经被太阳晒苦了。只有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草，愿意收留那个受伤的太阳，情愿用自己的叶子掩护太阳。后来，太阳恢复过来，又飞上天空。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 　　“原来那草就是马齿苋啊！”天真、忠诚而且倍受皇恩的服务人员感叹地叫。 　　“是的。这种草很有远见。”毛说：“没有马齿苋，我们现在连个太阳都没有，黑古隆冬的多不方便！你们要有远见，也要教育朋友们坚持。去吧，回来告诉我个实际情况。” 　　这些人回来以后，说：“人民不喜欢吃食堂，下边对吹牛很有意见。”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当时我就对那些人说过，产量十万，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可他们还是捅到报纸上去。有些科学家也跟着瞎说，不科学了。都不对我说实话，我就是孤家寡人，事情就得砸锅，是不是？你们说了真话，很好。我党需要诚实的同志。”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到河北邯郸去调查。他们发现到处怨声载道，成千上万的人饿死了。邓颖超说：“死了这么多人，我看应当给主席写报告。”周恩来说：“主席不相信有那么多人饿死。”邓颖超说：“可那是事实啊，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为什么不能说？再说，主席也派人下去调查了，都是事实嘛。主席的指示，前些日子不是传达了吗？”周恩来看看自己的妻子，为妥善起见，补充说：“主席只相信自己看见的。明白吗？当然啦，你是党员，向上反映情况，也是你的权利。但一定要注意措辞，不能说得太冲了。一说急了，他接受不了，适得其反。”邓颖超说：“主席有时就象小孩子似的。”周恩来说：“这事全国都发生了，咱一两个人着急也没用。”邓颖超说：“早听彭老总的劝告，不至于此！”周恩来很不客气地瞪了妻子一眼。 　　这年夏天，到处都是灾难，黑暗无边无际。 　　大量人口因饥饿而死亡，到处怨声载道。据各地区的秘密调查统计，从五九年到六一年已有两千万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死。毛泽东告诉周恩来：“不要用这个数字。敌人看了会高兴，朋友看到会伤心。此即所谓亲者痛仇者快也。具体是多少，你考虑个数字，最大也不能超过一千万。”周恩来答应说一定照办没有问题。 　　毛又问周：“你看，这样的结果，到底是因为什么？”周眉头紧锁，很认真地说：“原因是多方面的。苏修卡我们，影响了我们的工业生产。我们要独立自主，就得有钢铁。大家去炼铁，就会影响农业生产。加上自然灾害，事情就集中到一起了。当然，我们的干部工作方法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秋收。一句话，苏修卡脖子，自然灾害打棒子。”周恩来见主席仍然沉浸在迷惑和痛苦中，就补充了一句：“一个民族要独立自主，就得付出点代价。而伟大的民族是不会被困难所压倒的。” 　　“说得对。你说得对极了！我们中国人，是不会，也不可能受制于人的。要想法走自己的路，这就是探险，就得学习。探险能不受到点伤害吗？上学能不交点学费吗？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我们不应当老是盯着几个死尸哭泣。要看整个民族的利益和民族精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到这么一层的！很多人只是悲天悯人的事务主义者，你不同。”毛泽东着实地夸奖了周恩来，并且约周恩来常来说话。 　　周恩来是党内外至今最受人们好评的高层领导人。 　　但是，他也是党内最老辣、最狡猾、最会看风使舵的人。 　　周恩来生于一八九九年，原籍浙江绍兴的保佑桥。这是个大家族，叫做“百岁堂”——周家曾经有五代人不分家的盛况。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家庭，曾经出过一门三举人。作为旺盛而保守的家族，周家人都非常善于处理人事关系。 　　周的祖父曾经当过江苏淮安知县。周在淮安读私塾，渡过幼年时代。后来，即十一二岁时，随四伯到沈阳，入教会办的盛京小学。在教师中，一位教史地的教师姓高，对章太炎推崇备至，并向周灌输顾亭林、王船山的学说，周对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很景仰；另一位老师姓樊，喜欢保皇党，经常介绍周读《新民丛刊》，喜欢读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既为周打下了文字基础，又使得周兼容了不同思想成分。 　　他相信的，主要是儒家的秩序道德和纵横家的权谋。文革期间，他的弟弟周恩寿因为在政协里头和王光琦（王光美的哥哥）一起学习，被视为反党集团。谢富治呈报拘留，看周怎么办。周签字是：拘捕。周恩来六亲不认的立场人所共知。在后来汹涌发展起来的文革中，他说：“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 　　周恩来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二零年随勤工俭学团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组织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有邓小平、李富春、蔡和森、李维汉、陈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共的重要军事将领。次年又介绍朱德入党。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权力基础。一九二四年回国，正逢国共合作，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当时的教官叶剑英结为至交。两年后，周出任中共军事部长，成为中共军队最早的实力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与朱德、贺龙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成为中共军队的创始人。 　　这个资格，使毛泽东不能不看重他。周恩来本身又是那种博问强记，经验丰富，办事细致，口若悬河，机智雄辩的人，毛泽东既戒备他，又不得不倚重他。每当艰难的时候，毛泽东都会从周恩来那里看见简洁的方案，高度的效率和合乎分寸的方法。 　　虽然周恩来差不多为毛确定了近乎完美的解释灾难的方法，但毛在直感上仍然没有解除那几千万生命的压力。如果那个两千万的数字是确实的，那么实际上因为饥饿而死的就决不是这个数字。毛泽东，怎么会不了解他的部下呢？那些人是只知道向上爬的官僚，什么事情都能够编造出来。说他们是人，那不过勉强顶个人数是了。有了好事，他们将一说成五，说成十。有了坏事，又一再缩小。调查是两千万，实际上至少要翻一翻，四千万。 　　四千万啊！它等于半个苏联，等于两个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十个新加坡，二十个比利时！然而，这么一些活生生的人，居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突然消失了。四千万饿死鬼的冤魂换来了什么？没换到什么，连一个真实的数字都换不到，连良心的刺激都换不到，连公开的报导都换不到！如果屈死的人能够成为冤鬼，他们一定会释放鬼火吧？那些死骨所燃烧的磷火，应会煽动多少尚未泯灭的良心！他们的吼叫，应能震动多么沉重的历史？四千万生命啊，只换来这样一点点虚假的数字，我们太可怜了！ 　　毛泽东希望很快忘记这个数字。战争已经培养了他冷峻残酷的性格。死人无所谓。要奋斗，要胜利，就会有牺牲。可是这一次很讨厌，四千万生命的沉沦，使毛泽东久久难以轻松。他的心中充满怨恨、不解和不服气。怨恨谁呢？怨恨那些只知道做官不知道踏实做事的官僚。平时有屁不放，只报喜不报忧，到处都花团锦绣似的。实际上呢？狗屎！什么都不是，比不是还糟糕！如今可好，千人吃肉，我一人交钱。老百姓不把帐记在我毛泽东头上吗？！ 　　他迷惑不解，思绪纷乱。当年那个中国，何等的混乱，何等的贫穷，是我和我的朋友领导人民统一了中国大陆，打倒了那些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使中国得到了和平。难道和平不好吗？我们党同时也给社会建立了一个平均的分配制度，没有过去那种人剥削人的黑暗框框了。难道消灭贫富间的差别，也不对吗？ 　　正是为了长治久安，保卫这个制度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我们才实行了公有制，在城乡普遍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不是为了共产党的私利，而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地位与幸福。历史上只有陶渊明写过一个桃花源，可没有实行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也失败了。只有我们真正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难道我们坚持得不对吗？我们对大同理想的向往难道必然带来这样的灾难吗？我们能消灭地主、资本家、流氓、吸烟鬼、盗贼、花柳病，难道就不能消灭贫穷吗？正如周恩来说的，苏修卡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自力更生搞好工业？抽调一些人去炼铁，难道就必然造成这样大的灾难？四千万人没有饭吃，难道那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根本不知道仓库里有多少粮食？难道农民自己不知道粮食是好的，会让粮食撂在地里白白烂掉？如果那样，这个民族就得狠狠地整！ 第二章 多病的狮 继彭德怀以后，林彪执掌国防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实际指挥者。 　　这个平民出身的贵族，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除了他的两道浓重的眉毛之外，看不出来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他是中国当代、尤其是中共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有点神秘的人物。几十年里，他身边一直围绕着千军万马。他靠战绩和忠诚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毛家湾、苏州的别墅和大会堂。春天，他喜欢住在苏州。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湿润。比乡村要丰富方便，又不象大都市那样喧闹。苏州有艺术高超匠心绝妙的人工园林，也有气象万千的太湖、忙碌的运河与和无边的绿野。那里集中着古今文化的精华，处处赏心悦目。游人只合江南老。这千古一致的吟唱，委实是出自对江南的真感受。不仅江南的春天叫人神往，四季风景其实无不精彩。林彪虽然不常出来，但大自然的只鳞片爪还是感觉得到的。有时他会一直在那里度过冬天。只有天高气爽时节，北京才有别处难以比拟的神韵。那时他会回到北京，在毛家湾住上一段时间。如果夏天又不得不回北京，林彪通常也不到毛家湾，而从官邸搬到大会堂，住上两三个月。 　　夏天炎热，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主要首脑大都搬到人民大会堂避暑。首长们喜欢大会堂，因为那里有空调，冬暖夏凉。不仅房子宽敞，而且也安静。各个大院的服务员也都喜欢住人民大会堂，因为这里有严密的警卫、方便的交通和完美的厨房，不仅首长的生活容易调节，他们也有更多的休息和娱乐。和当时很多首脑级官员一样，林彪也常在那里消夏。 　　林彪通常住浙江厅。其他首脑也都有各自喜欢的部分。浙江厅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厅，面积不亚于一个篮球场。两架高大的屏风伫立在门的前端。屏风上绣着孔雀展翅的图案和放大了的毛泽东诗歌《满江红》的手迹。大厅的整面墙壁都被墨绿色的金丝绒帷幕掩住了，大红的沙发显示着王室自在的高贵和故意装点的热烈。每天的情景都是这样：工作人员进进出出，轻重不同的说话声、缓急各异的电铃声、自制的咳嗽和风格不同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各种华贵的吊灯和壁灯照射着这个密封而高贵的世界。那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环境！这个环境集工作与生活与一起。上层社会的封闭、紧张与严肃，必须和生活的随意、轻松、安适结合起来。一边要过滤从五湖四海汇集来的消息，和所有的贵族交换意见。一边又要寻找机会休息。每个首脑都不得不随时理顺纵横关系以便保卫自己的安全并力求取得更大利益，同时又不能刺激或惊动任何有力量的对手。纠缠与和解，冲突与松弛，倾斜与平衡，黑幕后面的勾心斗角与光天化日下的招摇过市，从共产党掌权合理的自觉论证到不得不注意的平民温饱，从瞬息万变的世界风云到花样翻新的丑闻逸事，都在四周发生。即使不在这里发生，这里也应当知道。常言说，侯门深似海。这个海深不可测，整天浪花翻腾。不然的话，那些车队司机、厨房师傅、分管各种事务的秘书和管理员，不会整天都那么忙忙碌碌。 　　唯独林彪的办公室安静。 　　处于林家中心地位的那个人，好象总是那样寂寞，甚至可以说是太寂寞了。他不仅将秘书放在办公室的帷幕后边，连自己妻子的休息室也安排在很远的地方。他诚心是要避开喧闹，独自欣赏安静。在云水翻腾的海洋里，他就象紧贴着海底的巨石，牢固地趴在阴暗冷寂的深水里。有时帷幕轻轻抖动一下，人们可以瞥见他银灰色便装和光秃秃的头顶。可马上就消失了。 　　他慢条斯理地踱出来，如同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灵，倏忽一闪就不见了。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疲劳，怕罗嗦，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尽管很多人在紧张地为他奔忙，可是这个无往不胜的战争之神并不喜欢那些不得要领的助手。他不喜欢轻易地麻烦他们。他不喜欢热闹。有人说是性格，有人说战争留给他太多的毛病——有些毛病已经渗透到心理和神经之中，一般的医疗方法对其已无济于事。 　　他的大部分时间是沉思。在无声、无光、无色彩的氛围里，他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静默着，如老僧入定，似老叟承蝉。连向来深居简出，话语不多的铁腕首领邓小平，也不止一次赞扬过他：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 　　是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他所喜爱的。坐着，站着，不时地走动着，自言自语着，咀嚼着炒熟的黄豆，偶尔划一根火柴，黄昏时到院子里的小道上，下雨天在厚重的窗帘后……每天他都会那样默默地坐上五六个小时，上午三个，下午少则两个，多则三个。只有在无风的黄昏，他才到院子里或者大厅中走一会儿，光线强烈时则绝对不行。即使在睡梦中，他也不会停止思考。他有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叫秘书记录梦中思考的结果。这些结果和白天形成的文字往往丝毫不差。为了防止过错，他立下规矩：所有他批阅的电报和文件，一律压三个小时后再发。 　　在神圣的大会堂里，他这样静默；在幽深的别墅里，他这样静默；在毛家湾的家里，也是这样用沉默打发日月。毛家湾的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皂角树，螺旋状的大皂角在树上吊着，当皂角摇晃但互相不能碰撞时，当夕阳的光辉不能清楚显示物体的边缘时，那风和光的度数就是他可以忍受的，这时是他出来散步的机会。一旦那些皂角能互相碰撞并且发出声音，环境就已经不适合了。这是个标志。没有皂角的时候，就看烟囱里冒出来的烟。 　　毛家湾四周都是高墙。东边是一家医院和解放军总部，向来安静。北边是地安门西大街，平常车子少，噪音不大。毛家湾北部并不临街，它的邻居是解放军出版社，即平安里三号。当时有人曾要设立一一五路电车，终点站就在毛家湾和平安里三号之间，据说没得到毛家湾的同意，原因是声音。毛家湾的西边是一些民房，要有好远才达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静的，连吵架的都很少。毛家湾的南边更安静，如果不是茅屋胡同那里有个解放军文艺社，来往的人更少。在毛家湾和大红罗厂大街之间，有一家小工厂，工厂里有个烟囱，一天到晚上都冒着懒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烟。当那里的烟能够向正上方升三四米时，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时候。但他对这种美好的室外散步并非十分在乎。如果室外不行，他就在室内散步，而且好象那是他更喜欢的形式。 　　一句话，他的整个生活就是静思默想。绞尽脑汁地想，搜肠刮肚地想，不遗余力地想。他很认真，但是不奇怪。几乎所有的高级首领都是这样决策。除了听从上边的指示，就是自己琢磨。每天的生活就是琢磨怎么对付人，怎样搞到更大的权力并且保持这个权力，一直到死。他们没有别的机器可以使用，也不相信别种办事程序，即使死在那种形式里他们也在所不惜。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神圣化，就一定会相信，那个形式能拯救一切美化一切。医生以为只要人人健康，这个世界就好了。鲁迅不相信，要救人的灵魂，以为劣根性一除，中国就强大了。平民百姓以吃穿为先，艺术家则相信审美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品德。政治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家则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们那种独特的看来极枯燥极乏味的生活。他们与外界联系的神圣道路是那些不断传来传去的文件。 　　林彪也一样。他从那些文件里发现政治的冷暖阴晴，在文件里观察每个人地位的高低变化，欣赏自己和别人的能力、性格与精明程度。每一条批示里都能寻找到权力变化的蛛丝马迹，每一个圆圈中都有远近亲疏。那是真正的贵族游戏，上层社会的杂耍，非常严峻，非常复杂，稍微掉以轻心就会掉进人为的陷阱和魔鬼的圈套。这是最残酷、最难控制的战争，所以他们一般都需要尽可能的安静。 　　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突然打乱他的思路。突然的干扰能使他产生一种情绪反射。他一生最不能控制的就是这种情绪，连他的妻子叶群都说不清那种情绪是什么。这种情绪不经常发生，然而一旦出现，就会显示两个非同寻常的症状：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这时的林彪——中共最著名的将军，战争之神——就什么都不能做，不仅不能看书、听汇报，连吃饭都困难。他只能卧床休息，绝对的卧床休息。如果只是轻微的流汗，只需要躺下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严重时，则必须休息四五天。一切恢复以后，他才能继续那种生活。他没黑没白地考虑着他的问题，在阴暗的屋子里制定大大小小的军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听秘书讲文件并由秘书代他在文件上画圈。他表示同意时，就抡起胳膊在面前划一个圈子，秘书就在文件上划一个同样的记号；如果有话要说，就由秘书记录；他不同意时，就说“不予答复”，或者做一个压下去的手势。 　　这就是林彪的生活。如果你还要知道些别的，那么只有一点可以补充：他很喜欢孩子。无论是女儿林立衡还是儿子林立果，他都喜欢。林彪解放后到苏联养病，就是带着六岁的林立衡去的。他给女儿的名字——豆豆——也是来自他喜欢嚼黄豆的缘故。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秘密就是：这两个孩子和母亲——林办主任叶群——的关系都不好。林立衡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叶群生的，派人专门调查过。林立衡一直查到自己的出生证，上面赫然写着她的妈妈叶群的名字，她才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可悲的事实。 　　这就是林彪的生命。他的生活内容非常简单，生活态度却非常慎重。这样一个喜欢把事情考虑得天衣无缝的人，却突然在据说是一场草率的未遂政变中死了。他的死亡对那时的中国来说，就象晴天的霹雳，把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都震懵了。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从官方的路标小心地绕过去，才发现了大不相同的真相。这些真相，将揭示他们君臣间倾心的依赖和刻毒的攻讦。尽管岁月的风尘这样沉重严密，漆黑一团，人们的惰性也渐渐承认了刽子手的阴谋。尽管杀人的元凶依然作为那个旗帜上的图腾，欺世盗名的伪君子仍然保护着那个盘根错节的集团，被害者仍被关押在历史的铁牢里，密封的黑幕使人听不见那些冤魂的沉重喘息。但是真相是倔强的，它们不断撒下一些东西作成路标，引诱人寻觅那个“不”。 　　要破译林彪的死，先应了解他生前的思想和行为。了解后者之所以比前者更有趣，也更重要，不是因为需要先验与假设，而是因为只是简单地了解林彪的死，远远没有了解他的生活更有意义。那样，可以使我们得到更为重要的东西。林彪的死是一只紧闭的蚌壳，小心地打开它，细致地话说从头，庶几可以得到珍珠，至少是真的肉。 　　单薄多病、生活俭朴、淡泊寡欲、喜欢安静的林彪，解放后一直在休息养病。这种生活方式，最适合他当时的身心。就一般规律看，战争中倍受创伤的人，在和平环境中好好休息，是再好不过的了。被人看成颟顸老人的朱德，其实是最聪明的。林彪深深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他自己也喜欢安静的生活。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给林彪写过一封信，信后特别附录了毛泽东亲笔抄写的曹*的四言诗《龟虽寿》，鼓励林彪“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林彪得到毛的鼓励，喜上眉梢。那时他多么重要，然而又多么轻松！在政治上，他是毛的嫡系，不存在信任问题。生活优裕而安适，贵族的特权无处不在，优越自不待说。奋战沙场几十年，得到“常胜将军”的美名，也可以无愧于前人后人。他应当知足，也确实知足。 　　那么，一个本来可以上天做神仙的人，为什么终于入地作了魔鬼呢？有人说，林彪出山是因为叶群。他们的哲学理由是：上帝为了制造恶作剧，总是将不同性格的人排在一起。安静的林彪有一个不安静的妻子。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林彪是有个精力充沛、欲望齐全、风风火火的妻子——叶群。 　　叶群是个浑身洋溢着小家子气息的贵夫人。 　　她喜欢大红色的地毯，这种强烈的底色和林彪的性格不和谐。不知是她要为林彪冲喜，还是故意糟蹋林彪。叶群为房间配上褐色的屏风，现代的玻璃橱柜，老式茶几，大沙发，使高大宽敞的房间不伦不类。她以为这样什么都有了，但任何一个有教养的女人都会知道，将很多有价值的好东西合在一起，常常什么都不是。 　　你看，在吊灯和落地灯的强光照射下，屋子显得多么富丽堂皇！那打开的玻璃书橱门旁边，立着一位个子不高，头戴五星军帽，上身披一件毛料军上衣，下着一条毛料黄色可脚小皮鞋的女同志，那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 　　叶群平时很随便。缺乏性生活的日子，使她几乎忘记自己的女性羞涩。有时她会当着大家的面解开裤子让医生打针，有时坐在马桶上和秘书说话、讲文件，也讲家庭儿女的麻烦事情和比较一般的内部话题。 　　因为林彪住在院子的中部，林办工作人员又不能打扰他的安宁，所以他们吃饭要绕道东门，出大街，再转个弯到食堂。食堂低矮黑暗，灯光昏黄没有精神。泥土的地面因为时间久远，显得潮湿而又肮脏。靠近老贾师傅的锅灶，有两张桌子，几条凳子，那就是林办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每餐一菜，任你自选。 　　叶群是个身材丰满、说话罗嗦的女人。她的职务是林彪办公室主任，就是管理整个林家大院的事务。上传下达、文件批阅、工作安排、交通、伙食、安全和来往等，什么都管。这里所有的人，秘书、警卫、厨师、驾驶员和医生等，都得听她的。而她，则听林彪的。 　　她怕林彪，林彪一发怒，叶群就得悄声离开。但是，她毕竟是林彪的妻子，而且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过分夸大人家夫妻间的矛盾，是要上当的——再怕丈夫的女人都有影响丈夫的办法，再“气管炎”的男人，也能得到妻子的合作。叶群也有影响林彪的路数。 　　叶群来了。她从写字台后边站起来，周围三尺都是威风。她离开那张摆着三架电话机和大量需要林彪批阅的文件的桌子，开始对秘书们和值日们发号施令。 　　“孙秘书，我给你找来一个新手，叫何一伟。你教教他怎样看文件、选文件、摘录和综合文件，一直到怎样给首长讲文件。当然，工作嘛，谁都有个锻炼过程，不可能一下子驾轻就熟。但要积极地学。这里都是国家和军队的大事，第一要保密。第二呢，要会琢磨首长的心理。这么多文件，首长哪里看得过来呢？所以才找秘书。秘书看了后，就要好好选择。哪些是首长希望看希望听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都要心中有数。老是说些首长不要听的，而该说的呢，却没有讲。那就是我们的过错。讲文件要清楚，不能有口头语，不能有土话，不能有外语，也不能夹杂自己的意见。秘书只是提供材料，结论要由首长自己来做。西方有什么智囊团，什么东西都要由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先研究几个方案，叫首长决定取舍。那是资产阶级的做法。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搞那一套。首长根据情况，凭他们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智慧，就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叶群好象知道自己已经说得不少了，停了下来。但她实际上觉得这些话并没使她过瘾，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刚才布置的这些工作，都是不得不做的，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在讲话方面，叶群总觉得自己有很多属于她自己特有的经验，那才是财富呢！ 　　炎夏时节，毛家湾的房子都空着。叶群想起来一件事，忙说：“孙志民同志，你带领两个人到毛家湾去，把那里墙上的古旧字画都扯下来。解放军现在是全国的榜样，毛主席很是表扬我们呢！形势发展这么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重要人物来。叫人看见了那些东西，不好。” 　　“都扯下来吗？”孙志民问。 　　“都扯下来。”叶群沉吟片刻后，又说：“首长给我写的那张座右铭先保留一下。” 　　叶群说的座右铭，是林彪在一次和叶群的吵闹后写给她的，一共十个字：“说话莫罗嗦，做事莫越权。” 　　知妻莫如夫，林彪看得太清楚。说话罗唆，办事越权，正是叶群最重要的两个特点。 　　林彪当时就命令她：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这个作为座右铭，天天背诵，不能忘记。 　　叶群解嘲地说：“那是首长写给我的，但也是对所有办事人员的教育。” 　　林彪有很强烈的大男子主义，他的出山与否几乎和叶群没有关系。 　　在自己的卧室内静坐的林彪，看起来不关心外边发生的事情。他只是按照他的规律生活：听文件，用胳膊在半空中划圈，说几句话，或做个手势。除此之外，就是在房子里转，象个游魂似的，背着手一边走动一边思考。他的房子里通常有些木头架子，有的象风车，有的象滑梯。偶尔有了兴趣，他就做点类似爬山那样的运动，如百无聊赖的猴子。他讨厌文件，尤其讨厌那些重复不止的官话。他的静默与专注不仅在于政治，那些自由驰骋的思绪也经常把他带进朴素无华的故乡、硝烟弥漫的战场和知己朋友的客厅里。 　　林立果曾经不止一次地注视父亲的沉思。有一次，林彪发现了儿子好奇的眼睛，微笑着说：“我喜欢这样。我想的事情很多，有时想的是战争往事，有时想的是小时候的事情。”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人，一九零六年生。 　　那是一个多么贫苦的家庭！一家九口人，只种二点二五亩地，除了交纳租税以外，所剩无几。父亲和哥哥经常去附近的城镇买棉花，母亲和哥哥都会纺线。纺车的温柔的声音在深夜里一遍一遍地周而复始，传到很远的地方去，又从很远的地方旋转回来。这样的声音就是我小时候的催眠曲，所有的梦境都缠绕在那纺车的声音上。还有父兄的织布机。那声音是何等的干脆。第一梭子下去，“哐当”。第二梭子，“嘎得”。那是他们在欢快运行前的准备，是梭子在上阵前的思考。千百条经纬，一点都不能错。打仗也一样。然后，梭子开始忙碌起来，织布机的声音变得流畅起来，好象凯旋军队的愉快的脚步声。 　　父兄的织布机的声音和母亲的纺车的声音，成为林彪童年最美好的记忆。这两种声音，女性的柔和细致和男性的明快有力，构成了他性格的两个方面。他经常看着纺车，看母亲怎样把棉花变成线，那些细细的线怎样积累成一个个刖子。母亲有时叫他将棉花铺成小片，压上一根筷子，朝前一搓，棉花片子就变成了一个滚子，再把那个滚子中的筷子抽出来，棉花就变成一个筒子，母亲将那个筒子在那根旋转的铁轴子上变成长长的线条，又变成刖子，最后由父兄的织布机变成布匹。 　　最有意思的场面是父亲刷线。妹妹把煮好的米浆倒进两个很大的盆里。她那一双干瘦的小手啊，安静地将线浸在稀溜溜的米浆里，务必使每根线条都沾上浆子。刷线要选很晴朗的日子。当太阳升上树梢，禾场上的湿气都蒸发光了，天地那时灿烂得耀眼！林彪经常慨叹：再也看不见那种阳光了。战争留给他的，是痛苦和灾难。他再也不能看那灿烂得如同白金似的阳光。在那阳光里，父亲将浸泡好了的线的一端固定在一个木桩上，哥哥就拉着那巨大的盛满米浆和线的大盆向远处走去，阳光下，他那健壮的影子多么清晰！当父亲说好了的时候，哥哥就转回来，到父亲的桩子前饶一道，然后再向前走去。 　　他们是典型的平民，靠种田和织布养活全家。 　　浆线和刷线是非常关键的步骤。线只有浆过以后才结实，互相之间也不容易混合纠缠，织出的布平滑、好看、耐用。父亲和哥哥拿着紫红色的棕榈刷子，将浆成一团的线刷开。刷开的那些线就是织布时的经，纬是缠绕在梭子上的。他们不容许任何两根线粘合在一起。所以到最后，两个人几乎是眼睛伏在线上分辨，那认真的态度恰如新娘剔眉。被刷过的线，一根一根在阳光下跳动着，妹妹将一根根细棍别在已经分为上经与下经的浆线之间。整个线如一根长长的白练，在微风里轻轻颤动。妹妹抚摩着未成形的“布”说：快干了，快干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辛辛苦苦地做，兢兢业业地做，维持着艰难的生活。一切盼望都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后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可怜的妹妹，被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林彪记得，那天黄昏，母亲从亲戚家回来了，很平静地对他说：“育蓉，我给你妹妹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林彪沉默着。母亲又说：“在咱家里，也是受罪。”林彪看看父亲和哥哥，他们都不说话。显然他们预先知道了，而且已经咽下去那块难以消化的热铁似的事实。于是他也只好接受下来。他和他们不同的仅仅是：开始思索这是为什么。 　　收拾了一天活计，在昏暗的微光里填饱肚子，母亲的纺车和父亲的织布机又响起来。单调的声音编织着平民的梦想。休息的时候，父亲会从怀里掏出几粒炒熟的黄豆，给林彪和他的哥哥。父亲喜欢讲薛仁贵征西、岳飞抗金的故事。林彪却喜欢山东的响马。父亲这时总是严厉地教训林彪：“响马有什么好？响马是贼。除了那些归顺大唐皇帝的，别的都是贼！” 　　“那你说，什么样的人最了不起？”林彪问爹。爹看看林彪，幸福地微笑着说：“了不起的人嘛，多得是。可惜咱不行。你要是个有本事的，就象姜子牙那样，拜将入相。象张良那样，扶持个皇帝成大事。多么了不起！忠臣，明君，就象一个人似的，生生地就从狼狮虎豹那里拿下一个江山，还有比那更好的吗？关键要有眼力，得认准人。象楚霸王、李闯王那样的，有了天下也坐不住。他们没有天下想天下，能得了不得。有了天下就瞎折腾，早晚弄毁了才舒服。都是尖腚鬼！” 　　腚，就是屁股。尖腚鬼，就是屁股太尖，坐不稳天下的意思。 　　所有的乡亲都认为父亲的道理是对的，或者说，父亲的想法就是从那里得到的。林彪那时希望成为一个象父亲说的那样的了不起的人。忠臣明君就象一个人似的，生生地就从狼狮虎豹那里拿下江山。他向往成为优秀人物，为臣就做忠臣，为君要做明君。不当尖腚鬼！ 　　林家前辈的生活，只是低头拉车，没有思考，没有怀疑，没有反抗，所以也没有成就。他们一个倒下去，另一个将脖子伸进轭里，继续在满是牛蹄子坑的小路上艰难行走。到林彪这里，才开始抬头看路了。他要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到另一个世界寻找前途。 　　林彪没有象父亲那样去轮船上当会计或到杂货店当店员。他种过田，也织过布，但老是没有兴趣。他不愿那样老做下去。他继承了父亲的信义忠实和母亲的酷爱孩子，但是没有继承他们的安于现状。林彪出去革命后，再没有回去看过他们。他的父亲母亲也从没有怨言。后来林彪的大哥林庆甫参加抗日武装，担任过六纵队队长，五九年病故。三弟林程，一九四四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在天津肺结核医院工作。四弟林向荣，四九年牺牲于太原战役。林彪的两个堂兄林育南、林育英也都牺牲在革命的战火中。可以说是满门忠烈！ 　　林彪读过一年私塾，后来到了林玉南、陈潭秋创办的浚新学校。他一生曾经演过两次戏。第一次，是在浚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演出一出名叫《九头蛇》的戏，揭露地主的租金盘剥农民。林彪扮演的不是一位打家劫舍的青年英雄，而是一位县太爷。林彪曾经多次向朋友提到那次演出，说“走起来一步三摇满有意思的”。 　　后来，他到共进工学学习，成绩很好，引起父亲的好感。林彪喜欢读书，厌恶赌博和无聊的聚众吃饭。也喜欢思索、争论、踏实苦干，不喜欢言过其实。 　　林彪的出身，奠定了他的平民意识和乡村性格。他没有周恩来那样的官僚家庭背景，没有逢场作戏的手腕和纵横俾合的口才；他没有毛泽东那种“宁叫我负天下人，绝不叫天下人负我”的一不做二不休的痞子精神；他没有现代自由主义者的见异思迁，也没有古典知识分子的出世旷达。他有的就是农民那里形成的忠臣不二、明主不疑的童话和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的豪情，还有在山冈和草坡上形成的那种坚毅、执着、凶猛和机智。什么性格成就什么人物，什么文化培养什么英雄。 　　一九二五年，林彪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不久，北伐开始，林彪在叶挺的独立团当见习排长。一直打到河南。 　　南昌起义后，担任二连连长参加耒阳战役，大胜。林彪升任红军一营营长。 　　到井岗山，为改编后的工农红军二十八团团长。毛第一次看见林彪就大吃一惊。那时林彪正在山坡上给他的士兵讲解战术和纪律。后来的一次战斗中，林彪不顾自己的部队的牺牲，积极出击，挽救了败局。毛泽东说：“林彪不仅是个人才，而且是个将才。这种人能顾全大局，将来中国的军队要由这样的人来领导。” 　　二九年，跟随毛去闽西开辟根据地。 　　过草地，打腊子口，都是林彪指挥的战役。平型关大捷，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当头棒喝，震惊整个反法西斯世界。抗战期间，毛要重新训练队伍，将军政大学校长的职务交给林彪。三八年底，林彪因为受伤去苏联休养治疗。在那里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受到斯大林的赞赏。四二年初回国，不久就同周恩来一起参加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毛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派林彪带领十万大军，到东北作战。林彪很快在东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 　　林彪二十四岁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纵队司令，二十七岁任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三十一岁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长。从苏联回来后，曾经担任过抗大校长。在那延安的窑洞大学里，林彪曾经和聂荣臻、罗瑞卿等演过一次戏。 　　那个戏是李卓然编写的，名字是《庐山之雪》。剧本虚构的故事是：蒋介石训练大批军官，带领白军围击江西中央苏区。在红军的英勇打击下，蒋军攻势被接二连三地粉碎，如庐山的雪一样融化了。剧本只是个提纲，具体对话要演员自己发挥。当时的抗大政委聂荣臻，中央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都参加了演出，只有林彪什么角色都不愿意扮演。 　　聂荣臻决心拉林彪上台演戏。和罗瑞卿、罗荣桓商量以后，认为只有使用激将法。因为林彪是一个极不活跃的人，私生活呆板而严肃，几乎从来不和人说笑聊天。有一天，开完会，大家看林彪情绪很好，罗瑞卿有意将话题扯到演戏上，说自己和罗荣桓都会演戏。 　　林彪看着罗得意的笑，不服气地说：“别以为就你们会演戏，我在中学时就演过戏。” 　　罗瑞卿立即说：“那你现在为啥不演了？” 　　林彪摆摆手：“现在不方便了。“ 　　罗瑞卿忙说：“你看人家聂政委，上次也演戏，不是演得很好吗？” 　　林彪站起来，看着聂荣臻说：“他那算啥演戏嘛，就这样，手按在腰上，下个命令，一口四川辣子味，哪个不会嘛！” 　　聂荣臻也站起来说：“老林，你别笑话我，咱们比试比试，你不一定演得过我。” 　　林彪也提高声音：“聂政委，你别说大话。你那两下子，我超得过你。” 　　聂荣臻毫不示弱地说：“那咱们就比一比。” 　　林彪的脸涨红了，说道：“比就比，老子这回也上台！” 　　几天后，罗瑞卿拿着修改后的剧本去找林彪。 　　林彪看也不看地说：“说个笑话就是了，哪里真要上台呀。” 　　在场的聂荣臻急了，将了他一军：“老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本是个讲信用的人，怎么这一次说话不算话了呀？” 　　“演就演！”林彪不肯输面子，便说：“但我有个条件，你们大家都得上。” 　　罗瑞卿一锤定音说道：“好，大家都上，你就演戏里那个红军军团长吧。” 　　林彪紧接着问：“你们叫我这个军团长在台上跟哪个打嘛？” 　　“同王金珏。”王金珏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 　　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他算老几。” 　　“何应钦怎么样？改成何应钦！”何应钦当时是国民党的军团司令。 　　“何应钦？”林彪沉吟了一下，还是嫌小。他沉吟不语，没好意思说出口。 　　聂荣臻深知林彪脾气，便说：“干脆改成蒋介石吧，林军团长打败蒋介石！” 　　林彪这才连连点头说：“好，我就跟老蒋打。” 　　演戏的时候，林彪经常脱离台词，自己另外编一套。别人问到他的时候，他既不去努力回忆剧本的句子，又不着急。他总是冷静地在那里现编，待想出合适的话来才对付。他那不急不躁指挥若定的样子，连素来冷静细致的聂荣臻都深为佩服。 　　戏的结尾当然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失败，蒋氏夫妇也当了俘虏。当蒋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来时，林彪问道：“你就是蒋介石吗？”蒋答应说是。 　　林彪又问：“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说：“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微笑着问：“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说：“我整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嘲弄地说：“怎么不吃点补药呢？” 　　蒋说：“吃了也没有用，我的心肝坏了，肚肠不好，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一阵哄堂大笑，林彪不笑。他自豪地宣布：“拉下去吧。” 　　聂荣臻对这个戏的演出结果很满意，罗瑞卿也庆幸将林彪的随意发挥对付下来了。林彪更是对自己即兴编出来的台词非常欣赏，尤其喜欢最后和蒋介石的那几句对话。 　　演戏结束，林彪对聂荣臻、罗瑞卿、罗荣桓说道：“打倒那个老蒋也不难嘛。” 　　好胜、顽强、细致、坚决、胃口大而且精明过人的林彪不仅在演戏中打败了蒋介石，在实际的战争中也充分表现出他的军事天才。他不到四十岁，就担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四野首长。在他完成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以后，蒋介石恶狠狠地咒骂林彪是一个战争魔鬼。不久，这个魔鬼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解放了大半个中国。 　　四十九岁那年，林彪被授予元帅军衔。 　　经毛泽东提名，五十二岁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 　　林彪此时功成名就，踌躇满志。 　　他一心一意地保卫他的明君。 第三章 天堂与地府 结束了中南海湖滨的散步，毛泽东的激情仍无法遏制。 　他想写一首长诗。题目想好了，就叫《新天问》。他要和上天讨论：为什么一个极其美好的理想却导出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一个尽力为民族的尊严而奋斗的灵魂会这样丑陋？为什么一个为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心的人会落得人人怨恨的下场？他想探讨，甚至想谴责上苍的愚昧和麻木。他带着和平、平均、富裕、平等这些天国里的字眼，向着他的书桌走去。他满腔的激情，无法控制。 　　可是，他终于没有写下这首长诗，而只是完成了三首短歌《忆秦娥》： 　　苍天无意退残云，退残云。旷野磷火，芦荡鬼魂。 　　长风还我壮士心，壮士心。流水且去，砥柱尚存。 　　好刀不忍试新荀，试新荀。的卢霹雳，妙手回春！ 　　写完这几首词，毛泽东坐下来，默默地呆着。他觉得整个身心很空洞，也很充实。充实的是空洞的向往，空洞的是所有的遥远的一切。他想整理出一个切口，但什么都想不下去。 　　四千万生命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把这个恼人的数字赶走以后，剩下的就只有疲倦、焦急和烦闷了。他昏沉沉地在沙发上睡着了…… 　　毛泽东信步而行，煞是悠闲。不知不觉来到个陌生去处。很多树木，组成了一片森林。森林的中间是一条河流。河水又多又清，看上去光滑如绸缎。沿河是一条幽静的大路。从森林里飘出来的空气，带着绿叶和腐草的气息，显出原始而清新的别致。 　　毛泽东喜欢这去处，便顺路向上游走去。 　　突然就到了另一地方。一边是个建筑华丽的饭店，飞檐斗拱，完全是中国风格。在一团粉红色的氤氲中，仿佛有个宝蓝色衬底的匾额，有字样为“天府乐园”。与之相邻的建筑也不错，只是不如“天府”那边敞亮。中间有一条不大的鸿沟，没有桥梁交通。可能两下里不太和睦，这边故意起了个黑暗的名字，叫做“地府佳境”。毛泽东心想：“你们还想哄我。再不济，我也知道地狱在黄泉，天堂在九重霄，绝对不会是邻居的。” 　　“无论如何得进去看看。”他想。 　　毛泽东是个好奇的人，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天堂之路。 　　居然没人迎接。毛泽东喊了几声李银桥，没有回音。单身旅行，这是毛泽东多年来很少体验到的情景。他心中不免有点诧异。这是哪个省搞的呢？这样大的建筑是要报中央审批的吧？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真是诸侯之行，天子有所不知。他想找人质问，可是没有一个人。毛泽东开始警觉起来，如此寂静之地，是不是歹徒的机关？他有点疑惑，也有些恐惧，觉得不如回来的好。于是给自己找到几个理由，自言自语着向回走。 　　道路曲曲折折，迷雾浓重，毛失了方向。 　　他没找到原路，却误被岔道引至一个热闹去处。 　　所在气氛幽暗，地方倒算宽敞。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好象天安门，只是颜色不那么灿烂，更算不上金碧辉煌。黑墙黑瓦黑大门，门上没有悬挂任何画像。门前是个广场，古老的青砖铺了地面，砖缝中长了许多荒草。毛泽东听见里里外外都是声音，可看不见人影子，心下又是一阵疑惑。他轻轻推开那扇巨大的黑色大门，一股子强烈的喧闹声扑面而来。仍不知声音之所出。 　　正诧异间，突然有什么东西蒙上他的眼睛，他被吓了一跳。 　　原来那是一块彩色纱布。毛泽东下意识地拽下来，想随手扔掉。可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这块纱布如此奇妙，他因此看见了所有的景物，也感觉到了所有的颜色。这里原来并不是黑色的，它如同故宫一样五彩绚丽。唯一不同的是，喧闹声不是从活生生的人群中发出的，而是从成千上万骨瘦如柴的骷髅口中叫喊出来的。 　　没容许他欣赏风景，就有很多瘦骷髅围上来。 　　“你们都是很懂得礼貌的。”毛泽东见那些小人气势汹汹，少有善意，便先用高帽子压住他们，然后问道：“你们都是干什么来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还问我们！你是哪里来的？”他们没回答，反问毛是何许人，因何至此。 　　“老乡们，我们得讲道理，是不是？”毛泽东从不对地位很低的群众耍脾气。他和气地对围观者说：“是我先问的你们。你们先回答我的问题，然后我就告诉你们我是谁。” 　　那些人说：“我们是鬼。” 　　毛泽东一惊，问道：“难道这里是地狱？” 　　那些人说：“一点不假。” 　　毛泽东纳闷地说：“我是要去天府乐园吃饭的，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那些骷髅大笑起来。毛泽东又是一惊。他问：“你们既然都是鬼，为什么不接受审判，重新参加轮回，及早到世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些瘦鬼说：“我们没有罪，无法审判。再说，回去有什么好？世人没有饭吃，也没有衣穿，搞什么吊社会主义！”毛泽东说：“随意诬蔑国家，知罪吗？”马上就有瘦鬼吆喝：“我们都是饿死的，难道不如你清楚！你骗谁？”另一骷髅叫喊道：“地狱里不收饿死鬼，我们都是些屈死的鬼。怎么审判？”“再说，我们大都没有名字。”毛泽东说：“叫判官给你们起个名字，该上哪里就上哪里。” 　　那些瘦鬼嘲笑说：“你的口气还不小呢！看来你在世上不是个乡长就是个村长。”另外一些小鬼愤怒地说：“看他这个样子，不是很瘦，看来是从不缺吃的了。”毛泽东说：“我也半年没吃肉啦。”那些鬼不以为然地叫喊：“你????还说半年没吃肉，我们连野草都吃不到，才饿死的呢！”接着是一个农民控诉他的村长如何鱼肉百姓，强迫他们扔掉土地去炼铁等。 　　很多鬼齐声附和，说他们那里更不象话。当官的将老百姓的吃饭锅，炒菜的铲，墙上铁钉，妇女的首饰，小孩的铁环都收集去炼铁，炼成的铁块就扔在风里雨里糟蹋。毛泽东正要表态，更强烈的声浪又掀起来：“这个家伙肯定就是那种村长，我们得揍他一顿，出出这前世的闷气！”很多人响应，有的举起干枯的手臂，有的正在寻找凶器。即使他们什么也不拿，只是一人一口唾沫，也会把毛泽东淹死。 　　毛泽东想：“他们至少有两千万。两千万人不得了，两千万鬼更难对付。”鬼们呼喊着，咒骂着该死的大跃进，咒骂可恶的共产党，叫天老爷打雷轰死那些贪官污吏，有的喊国民党万岁，有的喊叫彭德怀的名字，有的则要回去吃大户，抢夺公社的粮站。 　　形势很危险，毛泽东想走开。可是四周被围得水泄不通，根本走不了。 　　毛泽东定定心，对周围的饿死鬼们说：“我不是村长。”鬼们问：“那你是什么人？”毛泽东说：“我是管你们村长的。我一回去就整那些为非作歹的东西，一个也不放过。”鬼们问：“那你是乡长？” 　　没等毛泽东回答，有个鬼大声叫喊：“乡长也不是好东西。他不光有东西吃，还糟蹋了很多女人。一斤粮票搞一个。他怀里揣着粮票夜游。????！现在他在台上，人家不敢说他的错误。早晚有一天，老百姓得掀那个王八蛋！”接着又是一阵愤怒的声讨。 　　毛泽东注意到，说到乡长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叫喊，只是远远地看，目光游移，好象害怕乡长。毛泽东说：“我回去处理这个乡长，撤职，法办，当然也要开除党籍。”刚才那个提意见的村鬼说：“最重要的是那个国库粮啊，党籍无所谓。要是不叫他吃国库粮了，当了农民，没有粮票，跟咱一样，就搞不成女人了。粮票那个东西，这年头很吸引人啊！”他旁边的那个村鬼突然问毛泽东：“你是县长？”毛泽东说：“我比县长还大点。”村鬼试探着说：“那你一定是省长了。哎呀，他是省长啊！” 　　众鬼突然寂静下来，原来站在毛泽东跟前的，怯懦地向后退却。他们怕省长。 　　毛泽东听见那些敬畏的窃窃私语。“省长啊，很大的官，先前是称为道台的。”“一个省就是一个国啊。了得！”“几个省加在一起就是巡抚。巡抚的名字都是写在皇帝卧房里的。”“省长有军队，大兵小兵都有盒子枪。军官都用大号手榴弹，一炸就是一亩多地！” 　　毛泽东一时兴起，打算告诉他们真实身分。他问：“你们一共多少人？”半天没有回音。过了一会儿，有个戴博士帽子的过来说：“我是十殿阎王的判官，前来拜见主席。这些新鬼一共四千零六十八万人。”毛泽东问：“你怎么统计的？”判官说：“根据卯簿。不会错的。”毛泽东问道：“果真都是饿死的？”判官点头。毛向判官道谢。判官说：“何必言谢。你是一朝天子，我有义务向你汇报情况。以后请多关照。”毛泽东问：“我在世上，如何能关照得了你？”判官说：“你过来后，说不定会是新一代阎王，小人岂敢不敬。” 　　有个大胆的村鬼问判官：“这人可是大清朝的光绪吧？” 　　判官说：“哪里是清朝的，就是当今的皇帝毛泽东啊！” 　　村鬼慌忙跪倒，向毛泽东连连磕头，口中还叫“我该死，我请罪。坦白从宽。” 　　一个鬼跪倒，成千上万的鬼一齐双膝撞地。一个伟大的情景出现了：数千万被苛政所迫害，被饿饭而至死的冤鬼，在苛政的制造者面前匍匐倒地，山呼万岁。他们仇恨村长，怨愤乡长，甚至对县长颇有微词，但对省长，他们就敬畏不已，不敢大声说话。如果看见皇帝或者相当于皇帝的人物，他们就会软了关节，甚至忘记一切怨恨，忘我地顶礼膜拜起罪魁祸首来。 　　毛泽东很高兴。不论天上、地下、人世间，都是这样的观念和秩序。他的性格不喜欢秩序，可在理智上他喜欢这种东西，因为他需要，因为它方便。秩序使他们跪下来，面前这些人一旦跪倒，就象没有一样。毛泽东站在大廊柱前，对着成千上万的饿死鬼说：“你们怨恨村长、乡长，我是理解的。我有没有没收你们的家具和炊具？我有没有用一斤粮票诱奸你们的妻女？大跃进总路线是我制定的。可是好经被和尚念坏了。他们应当对你们饿死的事负责。有些话只能我说，别人说就不好。这是我的事情。” 　　一片黑压压的寂静。没有一个敢抬头正视毛。 　　毛泽东干脆把那块蒙着眼睛的彩色纱布揭掉，反正看见那些人和看不见那些人都是一样。在毛泽东眼里，他们是零。他之所以经常奉承他们，就是奉承零。他们只有尾随在精英人物的后面，并且有次序地排列成行，才有意义。或者说，伟大人物只有具备了这样个体价值等于零的人，才有更大的力量。在和他们说话时，完全可以这样目空一切地体会这种居高临下的滋味。他要教训他们，教导他们怎样理解大跃进，怎样理解社会进展的大道理。 　　毛泽东意气风发地说：“你们是我的老师，应当比我更清楚。你们中间，有的人也有一大把年纪了。难道不记得解放前那种社会吗。有钱有势的人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那是多么不平等的制度！到处是战争，到处是抢夺，到处是卖儿卖女的惨景。是共产党统一了大陆平分了财产。可是只要还有私有制，土地的买卖就会再度产生地主，商品竞争就会产生新资本家，过去的轮回就会继续。我想把这个制度改变，彻底改变，于是有了社会主义改造。” 　　有人开始点头，开始将过去的残酷回忆作背景，来体会共产党的好处。 　　“可是被打倒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不相信我的试验，不相信我们的制度比他们的优越。”毛泽东继续说：“我要做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搞出经济奇迹来，他们就没话说了。五八年搞钢铁，一下子就弄了一千万吨，比美国英国都快。可是那些愚蠢的干部不懂得我的意图，他们只知道耀武扬威，不知道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他们忽视了农业，忽视了农民。他们挥霍浪费，虚报浮夸，瞎????指挥，刮共产风。加上国际上苏修卡我们，又遭了自然灾害，所以弄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非常美好的。我指示了一条奔向天府的道路，可是他们走到地狱里去了。这些东西，看我不杀掉他们几个！” 　　下边一片欢呼，看不见声音之所出。 　　“这怨谁？”毛泽东说：“只能怨我没教育好他们。他们都是打仗的出身，不知道经济建设，动不动就发热，胡来。我只好替他们承担罪责。不过我也感觉到，你们也有责任。你们都是些目光短浅的人，目光短浅！只要一样东西不直接属于你们自己小家庭，就不知道爱惜。你们太懒惰，生活只要有点保障，就不图上进，靠国家包起来。你们不象主人，倒是象社会主义的食客。你们也太胆小，叫你们监督干部，你们要么背地里骂他们，要么就是当面奉承。这样只能说明自己软弱愚昧无聊无知。除此以外，还能说明什么？” 　　在一片寂静中，毛泽东听见了懊悔的哭泣。有人在责骂自己。 　　“是的啊，如果我们好好收获庄稼，五九年不会那样饿饭的。” 　　“主席是好心好意啊。怨我们自己不争气，将好好的年景弄坏了。” 　　“我要是给村长拼了，他就不敢那样欺负我们。我也是太胆小了。” 　　“……” 　　毛泽东战胜了那千百万饿死鬼，胜利地走下台阶，如入无人无鬼之境。他经过的地方，发出一阵阵嘈杂，一阵阵欢呼。那是拥挤的鬼们主动为他让路，有些鬼自告奋勇出来维持秩序。毛泽东暗自高兴不已：有这样好的人民，还怕什么！ 　　他目空一切地向前走着。 　　在轮回殿旁的青铜龙缸前，判官告诉他：阎王邀请他去说话。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 　　判官带领着，两个一路经过了美景阁、幻景殿、海市台、蜃楼亭，就来到乌托邦堂。 　　阎王是个汉子，好象是中国人，又象是外国人。毛泽东觉得见过，可是一时叫不出他的名字来。阎王看见毛泽东，热情地下阶迎接。两个寒喧了，各自坐定。阎王问了判官几句话，便回头赞扬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和如龙似虎的性格。 　　判官备了茶水点心，两个开始说话。阎王看上去威风凛凛，有雄霸天下并吞八荒之气概，但是说话文质彬彬谦恭得很：“主席刚才的训话，在下听了，十分佩服。这四千万冤鬼，一直在这里闹事。有的要回去杀掉他们村长，有的要和民兵连长拼个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那些人的寿数都还不到，我也不能放他们参加轮回。可这些人确实没有罪过，死得冤枉。我得找到个办法安静他们，又苦于找不到。你这一讲，他们就服气了。谢谢。” 　　毛泽东心境并不好，阎王的赞扬使他不好意思。他承认：“大人物也有错。很多人骂我。我这个人喜欢理想，没有这个东西，我做不出这么大的成就，也做不出这么大错误。”阎王说：“我佩服有理想的人。这里的死鬼大都是理想主义者。”毛泽东问：“包括这些农民？”阎王说：“当然。穷人最喜欢幻想，越是穷，理想也就越美丽越虚幻。一个桃花源，吸引了多少穷人，连有文化人也相信了，当做真的境界去追求。”毛泽东说：“社会主义也是理想，难道行不通？”阎王说：“世界上没有行不通的事情。你想干什么，干的就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毛泽东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退居二线，看书写字，游山逛水而已。”阎王说：“你的寿命还长，何不再做些事呢？”毛泽东问：“我的寿命还有多少？”阎王说：“你原来能活两百三十岁的，战争中杀人多，折去六十。做事随意，没有底线，折去若干。大跃进饿死人很多，又折去一些。现在还有不少。天机严明，恕在下不能多所泄露。” 　　毛泽东问：“你觉得我还有什么事情应当做的？”阎王说：“象你这样的帝王，完全有资格求个更大更辉煌的结果。周文王，励精图治，外抗无道，内演八卦，为一代圣贤，可是周的王业是儿子达到的。孔子是圣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为万世师表，可是他没有王者之功天子之业。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包括成吉思汗，又都是霸业有余而立言不足。秦皇当时万事紧张，旧贵族整天造反，立法和镇压都来不及，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弄别的。唐宋大都如此。除了机会，也有才能的限制。他们缺乏主席这种武可以得天下，文可以披万世的全才。你有治国平天下的雄才大略，也有诗人和哲学家的浪漫气质，应当做更多的大事，打倒孔孟，重立万世师表。” 　　毛泽东沉吟一会儿，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其实是相信孔孟治国平天下那一套的，这和少年时候的教育有关。可是就本性来说，我是喜欢自由放荡的，这和儒家信条不合辙。台湾没过来，我的王业不全，是明显的。要说更多的功绩，我就不敢妄言。比如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治国安民的长远大计，应当是不错的，可是弄了半天，经济一团糟，死人也很多，失败了。党内很多人骂我啊，这个我清楚。我因此不得不将天下让给别人，又何敢谈内圣外王！”阎王说：“此言大谬矣。世间的事，没有只作一种解释的。所谓失败，妄言也。不是事情不好，而是人心需要改造。你要建立的理想社会诚然是很好的，可是那个方法不容易。你要那个社会幸福美好长治久安，光创造经济价值不行。人心是第一重要的。西方富有，家家有电视有汽车，人人喝牛奶，住很大的房子，拉屎撒尿不出屋，洗衣服做饭都用机器，论说是很好了吧？可是，也有很多问题。人的物质追求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老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是累死，也找不到目的地。可是反过来，如果你把人心改变了，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是富足的。有牛奶的人没法子和喝粥的人比；他们用飞机大炮你用小米加步枪，也难说谁胜谁败。是不是？你得改造人！” 　　毛泽东说道：“闻君所言，顿开茅塞。” 　　阎王说：“过奖了。我还想说一句话。不改造人，你那些已经几乎写入历史的事业，也会被人否定。把人改造好了，都相信你的思想，你就是圣贤。他们遇事就得拿你的思想作尺子去对照。你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顿悟，说道：“诚然。如此说来，我还得大干一场，即使失败。” 　　阎王说：“大角色几乎都是不成功的。只有那些玩杂耍的，才容易成功。为什么？因为大角色想得太高太多。所以世间的真英雄，大都是失败者。这个你不必担忧。” 　　毛泽东临行前，又犹豫起来。他想到报应。毛的母亲信佛，将因果报应的故事讲到毛泽东的童心里去了，造成毛经常担忧死后的事。他小心地请教道：“如果我向那个方向再努力一把，会不会有什么惩罚报应？” 　　阎王哈哈大笑道：“超人永远是超人。无论成败，都不逊于人，哪里要问下场。不要追求什么正义循环道德报应之类的东西。你看，在秦末汉初的农民起义和诸侯混战中，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敲响秦王朝的丧钟，但最终埋尸荒野；项羽披坚执锐，横扫千军，消灭了秦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一世之英雄。但是帝国的宝座却被狡诈虚伪的小人刘邦窃取。同样，少年时受辱于胯下乞食于漂母，后来拜将于高台的韩信，统兵百万力挽狂澜，最终九里山十面埋伏，*项羽乌江自刎，为四百多年的刘汉王朝立下第一号功劳，然而终于见疑于皇室，赐死于吕后，一眨眼就丧了命。有谁给他们公道呢？流氓称孤道寡地痞坐堂为王的事屡见不鲜。历史总是乐于记录王侯的功绩而强迫人们将失败者说成盗贼土匪！但是这又有什么呢？谁爱说什么就叫他们说去。可是我们受命于天，要做事啊！” 　　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赞叹：“好极了！” 　　阎王继续接着说：“于是平民抒发激愤之气向鬼神嚎啕，贵族忍吞了大冤大枉硬说精忠报国，文人模仿屈原，唱人家不喜欢听的歌。更有一些好事者，硬要在历史上寻找恩怨平衡，编造出一些因果报应的离奇故事。一个关于公元前二世纪的童话说：因为当年韩信冤屈，后来他托生为曹*，不仅真的夺取了汉朝天下，而且使汉献帝受尽屈辱，而汉朝的这个最后皇帝的前身就是汉高祖。而那个无罪受冤的英布后来变成居江东、占地利、轻易割掉汉家三分之一江山的碧眼小儿孙权。因为善良豪爽而失败的项羽则成为正统的汉家帝室之胄刘备，诸葛亮的前身则是项羽的军师范增。这都是胡说，这里的记录可以证明那些都是无稽之谈。反过来，就算都是真的报应了，又怎么样？昨天的不公道，在明天的轮回中平衡，这恰好给生命一个颠簸起伏的曲线。只有这种颠簸，才能激发伟大人物的激情、力量和事业心。你追求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颠簸吗？怎么还会担心报应呢？害怕报应的人都是平庸的！他们编造因果故事吓唬小民。” 　　毛泽东激动地说：“承蒙点化。下官告辞了。” 　　“再见。”阎王说：“相信你会活得有声有色。” 　　走到门前一座小桥上，桥下是一些狰狞的厉鬼在实行刑罚。 　　判官送给毛泽东一张写了字的纸片。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内圣外王。 　　毛泽东正在欣赏那字，判官突然朝他背上拍了一掌，毛跌下桥去，吓了一身冷汗。 　　…… 　　李银桥和荆山同时听见了毛泽东的叫喊，忙过来问候。 　　毛要了毛巾，边擦虚汗边说：“我想上天堂看看的，却走错了路，到了地狱。” 　　李银桥说：“主席开玩笑哩。” 　　“不。”毛泽东将梦中的事简述了，认真地说：“我不虚此行。” 第四章 准备出山 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空气湿润，暮春的风娇柔无力。 天光幽暗朦胧，古老的北京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 　　总是忙碌的叶群经常为星期天也要工作而苦恼。她已经不止一次地劝告自己说：今天坚决不看文件，好好休个星期天。象大多数中国女人一样，她依赖林彪，也怕林彪。但是他们两个人的情绪经常不一致。林彪高兴的时候，叶群当然兴奋不已。不过这种兴奋绝对不会长久，过几天，甚至几小时几分钟后，必定就是叶群的难堪。只有平静的日子，才是值得期待的。说不定哪一天，林彪会突然叫她进去，商量点事情。但这种期待很难忍受。一个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会得到丈夫宠爱的妻子，日子是很难熬的。 　　她曾经问过：“你好象成心不让我高兴？” 　　林彪说：“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叫我怎么办？” 　　近来叶群很想跟林彪透彻地聊聊天。她觉得很不安静，对外对内都经常失去做事的分寸，情绪急躁不安。她不愿将这种现象归结到妇女的更年期。有时她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社会的风吹草动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连老百姓都开始感觉到新的话题。象这样的家庭，怎么会没有波动呢？严密的制度，严肃的纪律，严格的秩序，她已经适应了。正常情况下，不会有急于和丈夫交流的想法。她得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提醒，以免把事情搞坏。叶群预感到这个家的地位处于非常微妙然而非常重要的位置。 　　特邮人员还是照样送来那么一大包文件。 　　她叫道：“别看了，今天都按时休息。我有责任爱护你们的健康。” 　　孙志民说：“谢谢主任。可是，有些特急件，大概还是看看的好吧。” 　　大堆文件倒在桌子上。叶群胡乱拨拉了几下，百无聊赖。她走到门口，看看林彪的屋子，失望地返回。她坐下来，双手支撑着下巴，有一搭无一搭地瞅着桌子上的邮件出神。在那些邮件中，叶群突然发现了一份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她感兴趣地拿起来，浏览了一下，径直跑进林彪的屋子。 　　“一Ｏ一，你看这份国务院的文件。”叶群的声音中充满着兴奋。她也不管林彪是否在听，只管自说自的：“整个中直机关的待遇都在变化。春藕斋又要整修。那个跳舞的地方，我们大概从没去过，去的话也就是一回两回。现在呢，室外开辟了跳舞的场地，里边的舞池也改建了。据说还要给那些从文工团找去的舞伴发夜餐津贴呢。副总理一级的现在至少配备三部汽车，可以用喀地拉克和奔驰。养蜂夹道的俱乐部也正在整修。寿星胡同的高干俱乐部现在只对部长以上的开放。钓鱼台的好多房子都不接待一般会议人员了。这里还有几个简报：郑州、武汉、杭州和济南，都给四大领袖修建了专门的别墅，风格是那种中西结合小洋楼！可是，我们毛家湾呢，自从高岗以来，就没有修理过。他们都在搞特殊化，我们连正常的……” 　　林彪厌烦地说：“你出去。” 　　叶群一边后退一边说：“我们不争待遇，艰苦朴素。但我们的红旗应当换一下了吧？我喜欢德国奔驰，那种车就是抓地，开多快也不漂，安全。再说，毛家湾这房子也该扩大一点了吧？” 　　“你给我出去！”林彪吼叫道。 　　叶群出来后，对着院子发呆。叶群和林彪不一样，她是个理智和欲望都很健全的人。就是说，她是个平常的人。她关心自己的，丈夫的，子女的，甚至是这个家族的现实和未来。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名声与风光，她都很在乎。这个好心经常受到林彪的打击。每当受到打击，她就忍气吞声，慢慢地消化屈辱。 　　她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呆呆地看着院子。这院子分三个部分。现在他们林办只住中间的这部分，出门有一条路。比较其他副总理级的干部，这个院子真是太寒酸了。浴血奋战半辈子，难道就只有这么点地方吗？毛泽东特殊，我们攀比不上。总理管理国家，事情多，要点排场是应当的，再说他也高出我们半格。宋庆龄是国母，也不说了。除了他们，还有谁能和我们比？朱德虽然说是总司令，可是论战功，他有什么？出生入死，驰骋疆场，我们是头功。可是现在，我们低人几个等级！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老婆个个都在拱路子朝上爬。邓颖超、康克清、蔡畅、曹轶欧，个个都有了叫人羡慕的地位。连一直不准涉足政治的江青，也被周恩来安排当毛的生活秘书了。岂止这些，听说江青要正式担任中宣部的副部长呢！唯独我们安分守己，恪守着旧章程过日子，过死日子。太安份守己了！在这闹市一隅，悲守穷庐。其实越这样倒是越不好，花里胡梢的，吃喝玩乐的，倒是人人觉得正常，说说就过去了。我们算什么？这是替谁着想？我心气不顺！我得有个更象样的职务，别出来进去的叫人当叫化子。什么林办主任？还不就是个看家婆？康生在和平里那边的花园，修理得多漂亮！可我们这个毛家湾的一个院子还分成三部分。西院和东院还住着别人！看四周那些小胡同，多叫人憋气！ 　　她决心向林彪施加压力。 　　什么东西能够使他着急呢？他不要经常出来，偶尔到街上溜车，也就是散散闷子。他从来不讲究交通工具。房子呢，越小越暗越静，越好。这个鬼！他恨不得住到地下室里去。吃的东西更不讲究，吃饭就是那么一点素食，平常的零食就是炒熟的黄豆。酒、色、财、气，他什么都不好。跟了这样的人，一辈子就是打仗、打仗、再打仗。这有什么意思呢？悔叫夫婿觅封侯！ 　　他最关心军队，大概只有军队的事务能刺激一下他。叶群想。 　　她坐下来，为了一个严肃的目标——动员男人伸手——而殚思竭虑。 　　那是一个夏天的黄昏，小雨过后，天没有晴，空气很沉闷。林彪突然提出要出去“转车”。“转车”就是乘车出去走走，解放解放心神，活动活动身体。这是林彪的唯一爱好。这种转车不是兜风，人只是坐在车子里边，观赏一下风景，放纵一下眼神而已。 　　叶群问：“要不要人陪？” 　　林彪挥挥手说：“不要。我回来要你讲文件。” 　　妻子得不到陪丈夫转车的机会，叶群心头泛上来许多的不高兴。但是她很快就将这个不满压下去了。一是因为传统，林彪从来就没有和她一起的特别爱好。他说他宁肯一个人出去，想点事情，看看风景，比听她聒噪要好。叶群失去这种宠爱已经很长时间，习惯告诉她必须承认事实。接受这种命令已经习以为常，不会有任何沮丧了。况且，今天首长还叫她准备讲文件。讲文件通常是秘书的事，偶尔林彪叫叶群讲文件，都是想要知道叶群的看法。 　　叶群高兴地答应了，并积极准备。 　　林彪回来了。叶群仔细注意林彪的情绪。林彪下车后没有径直进屋子。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双手倒背在那件嫌大了些的衣服上，即使没有微笑，至少是情绪不错。 　　叶群拿着一份自己整理的情况摘要，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听叶群讲文件。叶群看看林彪，林彪说：“还等什么？”叶群就说：“贺龙、罗瑞卿问候我们。罗瑞卿的公安部长当得很红火。英国《詹氏周刊》估计罗会取代首长的地位成为国防部长。有人说主席准备承认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内部作个检讨。塔斯社估计首长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如果身体条件好的话。但是，也有不好的消息。有人说首长那封由高岗的妻子转给高岗的信是与高合谋。” 　　“消息来源？”林彪问。 　　“国务院和中直机关。” 　　林彪想了想说：“不予理睬。” 　　“那封信实际上是你批评高岗，劝他听中央的话的。”叶群说：“有人说，当初是主席动员高岗搞议会制，矛头是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后来主席发现搞不动，就变了卦。高岗被主席出卖，就自杀了。” 　　“不许胡说！”林彪威严地盯着叶群。 　　叶群马上停止了自以为是的发挥，象个小媳妇似的坐着。 　　林彪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既象自言自语，又象训话似的说：“不要太贪心。很多事情你不懂。有时间多看点书，多思考些问题。兵法云：善用兵者隐其形。解放后，很多将领都骄傲起来了。主席没说话，是看着那些功臣的面子。高岗一身兼有四个职务，人称东北王。如果是你，你不担心？你不了解政治。历代王朝，建国后都要收拾一批功臣，历史学家给这个现象叫兔死狗烹。为什么？不光因为狗没有用了，还因为狗居功自傲，动不动就欺君犯上。毛主席是个伟人，没有他，就没有新中国。和他比，我们都是无知的学生。我崇拜他，我得忠于他。一个人，一辈子不会有几个真朋友。毛主席是四野的直接领导。即使我不出来工作，他也亏待不了我。他有什么错误好承认的？有些人就是要降低他的威信。至于我怎么做，你不要管。出就出，不出就好好呆着。你要懂得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象你那种人想的，把房子换大一点，汽车用美国或德国的，到处显摆，还有点出息没有？女人！” 　　叶群还没有从这些话中完全明白过来，林彪就下了逐客令：“你出去吧。“ 　　叶群出去后，卫兵和她说话，她没听见。 　　林彪的话就象迷魂阵一样，既有热情的颂扬，又有压抑着的计划，既有类似谦虚的韬晦教导，又有无所谓的轻松自在。叶群能感觉到微妙的幸福。她肯定：林彪没有放松。他在密切地关心着自己的安全和毛泽东的声望。这个肯定给叶群带来充分的幸福和美好的前景。她对着林彪的幽暗的窗口说：“看来，你总有一天会进一步出头！只要你想干，机会多的是。你是将军，你知道怎样打仗才会取胜。首长，只要你动起来，我们的位置很快就会向前排，很快。” 　　叶群想错了。 　　尽管她制造了一些压力，但这些来自家庭亲人的压力，根本没能动摇林彪守静的决心。即使所有四野的同事都来劝告也不行。任何人的欲望都无法动摇林彪的意志。他的态度是：不予理睬。林彪是否能够取得更高的地位，决定于形势，尤其是决定于那个人的需要和态度。整个国家，整个党，所有的军队，甚至所有个人，都是他的。 　　那个人才是林彪的主人。只有在他需要时，林彪才会行动，而且英勇善战，一往无前。那个人就是毛泽东。历史上的重要关节，都是毛亲自动员，林彪才出来。在派他去东北作战前，毛曾经对林彪说：“你打胜了，我们就会有一个新中国；打不胜，新中国也会有，但要晚几年，而且不一定是我们的。我等你的好消息。成功后回来，放下枪炮，我们共同将这个千疮百孔的中国治理好。”当时林彪摇着头说：“不，我不懂治理国家，只会打仗。打完了仗，放下枪炮，我得休息。”林彪和毛泽东握了手，微笑着走向东北战场。毛泽东当时深情地看着林彪的背影，对其他人说：“林彪，林彪，静时如林，动时如虎。我们党少不了这样的大将。”如果说毛泽东是猎人，林彪就是他的最得意最宠爱的猎狗。在他说“党少不了林彪”时，实际上是说他自己少不了这样一个行动起来卓有成效的将军。 　　什么是美？需要就是美。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和依托。一连几个漂亮的大战役，奠定了毛泽东未来的地位。四八年九月开始，东北野战军经过五十二天激战，消灭敌军四十七万。共产党完全占领了东北。四八年十一月，林彪率领四野入关，完成了平津战役，从而使共军在与国民党的军事战略上占了绝对优势。那时，毛才敢于说大话：看来全国的解放比过去估计的至少要快一年。四九年四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在北平谈判。五月，林彪率领四野南下，强渡长江后挥师湖北，克武汉，下湖南，打下广州。一鼓作气，再转向西，打下南宁和桂林，又攻下海南岛。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横扫千军如卷席。 　　战争结束，林彪放下了枪炮。除了到苏联养病外，在国内也不大管事。这个矮小而精明的将军享了几年清福。直到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人出面说了话，林彪才又出山。出山以后，他一直精心经营部队。提出了“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把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等口号，而且取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毛泽东夸奖林彪说：“军队工作，自从林彪主持以来，有了很大的改观。四个第一好，是个创造。” 　 除了军队，林彪对别的事情不动声色。 　　林彪每天要批阅二十万字的文件，但只用一小时的时间完成。 　　早饭后，林彪通常是那样倒背着手，在幽暗的大厅里若有所思地漫步。地上是浅绿色的地毯，沙发是绿色的锦缎，连帷幕也是绿色的。这种光线里充满着孤独和恐怖的气氛。在一片凄凉的绿色中，一个小小的身子缓慢地移动着。他就象一个倔强的幽灵，既不爆发，也不熄灭，在阴间与阳世的交界处来回荡漾着。 　　叶群问：“你休息得怎么样？” 　　那个幽灵只回应了一个声音：“喔。” 　　“江青打来电话，问你好。”叶群说。 　　“江青？”林彪突然警觉起来。他的浓密的眉毛下边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他没有马上说话，想把思路整理清楚。是的，那个江青。主席不喜欢她，是有时。江青打电话来，只是向我林彪问好。难道只有问好吗？为什么从钓鱼台打电话。自从我去年委托她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关系越来越密切。不知主席是怎么想的。他这一步棋走得对吗？占领一个非常好的地形，在那里放一个嫡系力量。我是否应当回电话？不必要？必要？不，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但应当记得这事。不知道叶群这东西还和她罗嗦了些什么…… 　　“今天由何一伟讲文件。”叶群不耐烦地说：“人家在门口等着呢。” 　　“那就让他进来吧。”林彪说。 　　他刚才走神了，没有对叶群的话表态。 　　“首长，这是何一伟同志，新来的秘书。”叶群介绍说。 　　何一伟恭敬地不无紧张地向林彪立正行军礼。 　　林彪挥手，示意何一伟坐下。 　　等了好大一会，林彪才说：“以后，进来不要敬礼。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 　　抗战时期，林彪曾经被阎锡山的兵误伤，不得不去苏联治疗。他养伤的那个疗养所里，矿泉水的硫磺含量太高，身体瘦弱的林彪不幸硫磺中毒，染上了出汗的毛病。当时苏联人说那不是病。回国后，林彪才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到解释：那是“神经性毛孔扩张”。这种病非常敏感，任何一种刺激都可能引起病人全身流汗不止。因此，体质脆弱的林彪规定：凡进来的秘书、警卫等，一律不得敲门、不得立正敬礼、不得乱说乱道，以免刺激他毛孔扩张，心情烦躁。 　　“是！”何一伟答应着，自己倒先出汗了。他瞥了一眼那光秃秃的头，心里咯得一下。他只记得林彪的耳朵下边有一点点头发。难道这个面色苍白的病夫，就是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打遍中国的长胜将军林彪元帅吗？而且现在依然是这个军队的总指挥。简直不可思议。 　　“今天，我想讲一下美联社、路透社、朝日新闻等外国通讯社对我国政治形势和首长的地位上升的一些评论。”何一伟谨慎地看看林彪，林彪正朝他点头。 　　“外电认为，毛泽东的大跃进完全失败后，国民生活和生产情况都很糟糕。在党内争论中，毛将权力移交给他的朋友。这些人的努力已经使国民经济慢慢好转，至少是渡过了难关。美国猜测毛泽东主席将难以逃脱党内更严厉的谴责并将彻底失去权力。目前情况下，正在上升的力量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为首的文官系统，如果他们和首长代表的军队力量结合，将足以使毛泽东下台。但是，日本人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分析，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足智多谋的毛主席不会甘心离开类似帝王的地位，而林彪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可能与那些图谋不轨的人们结合。相反地，如果毛要反击，他首先可能利用军队的力量。他们的原话这样说：老虎到底下山还是归山，现在还看不出来。《朝日新闻》估计，首长掌握全国军队，四野是毛的嫡系部队。首长的地位现在很牢固。如果毛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将会更重要。” 　　何一伟讲完，身上已经湿漉漉的。 　　“你讲的，我听得懂。”林彪问何一伟：“你身体怎么样？”何一伟说：“没什么病。”林彪又问：“休息怎么样？”没等何一伟回答，叶群就抢先说：“这样的壮年人，还不是躺下就睡着了。打呼噜都很有水平呢。我那年在乡下搞四清时，就碰上一位……” 　　林彪不耐烦了，挥手让叶群出去。他喜欢沉默寡言、善于思索的人。叶群朝外走时，林彪看也没看她一眼。他划着一根火柴，看着火苗慢慢熄灭。他特别注视着火柴熄灭后的那一缕青色的烟，好象沉迷在幻想中的安徒生童话中的人物。那里有一个梦境，他期待什么呢？ 　　火柴终于完全熄灭了，连青色的细烟也不再存在。他把火柴棒凑到鼻子下闻闻，黯然神伤地说：“我不行了，老喽，睡不着觉，吃药也不顶事。”何一伟没有答话。直观上看起来，林彪对年轻人健康的体魄很羡慕。他拖着湖北口音问：“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老家是怀德县的范家屯。”何一伟答。 　　“那地方我知道。气候很冷，冬天不好过，夏天还行。”林彪说完，又擦着一根火柴，继续他那饶有兴趣的观察。这一次，没等熄灭，他就将火焰吹熄，照例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这样连续三次。何一伟第一次就和林彪说了这么多，这是少见的例外。何一伟看见了林彪的沉默的力量、高傲的神情和奇怪的嗜好。何一伟猜想：他一定迷恋战争。那火柴上就有火硝和硫磺的味道。那也是弹药的味道。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决定取消二线，并且逐步收回以前放弃的权力。由于当时的经济情况依然糟糕，陈云主导的八字方针确实在起作用，毛泽东对经济问题几乎插不上手。政治上，中国比以前更封闭了，不仅没与西方和解，连苏联也成为仇敌。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甚至不得不考虑对付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喊。中国已经被毛泽东搞得没有象样的事情可做了。 　　所以，虽然是回到第一线，但是还不能干第一线的事情。直到一九六三年，毛泽东还是一半是主席，一半是神仙。那两年，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写下了很多诗词。如果他能够一直保持那种情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本人，无疑都是一种幸福。 　　到一九六四年，林彪确认：毛要加快回归政坛的速度和程度。 　　那时北京上层官僚机构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于听刘少奇的话了。最好的例子是彭真和邓小平。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毛对彭真的信任已经超过周恩来。前者经常在毛泽东的委托下主持政治局会议，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批示的东西，如果还没有刘少奇的意见，彭真就不会执行。邓小平的地位曾经在毛的关心下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中央的总书记。那时邓对毛是言听计从。可是到一九六四年，毛的话对邓已经无足轻重。毛泽东叹息事过境迁人走茶凉的景象，甚至愤怒地批评邓小平开会时就躲到角落里打瞌睡。在这些人眼里，毛越来越成为不通情理的好事者。来自苏联的教训和自己的政治挫折，使毛坐立不安。他曾经说服自己做个游仙和诗人，但没有成功。任何东西都抵御不了政治兴趣的冲击。 　　毛终于示意林彪：准备反击。 　　他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现在就睡在我身旁。 　　林彪知道，一个新的战役又要开始了。 　　受毛泽东的委托，林彪开始数算部队的实力。 　　三湾派没有问题，那是毛泽东、何长工、谭震林、张宗逊领导的力量。南昌派是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的底子，但我们也有份儿。闽西派：杨成武、罗瑞卿，这是个问题。罗瑞卿已经好久不把我当回事，却和那些人搞得很热火…… 　　湘赣派是肖克、王震、王首道、王恩茂他们，成不了大气候。广西百色那一派是邓小平、张云逸、陈漫远、韦国清、李天佑的，不太可靠。湘鄂派的彭德怀、黄克诚、滕代远、刘志坚、傅秋涛、李聚奎，他们已经土崩瓦解，另找山头了。麻黄派：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秦基伟、李德生、谢富治、郑维山、陈再道、周纯全。这些人势力不小，拿徐向前、李先念当旗子…… 　　川北派的陈锡联、尤太忠、向守志和川湘鄂派的贺龙、黄新庭分化了，很多人后来到了我的四野。晋鲁豫的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曾思玉和晋察冀的聂荣臻、薄一波、刘澜涛后来有分化…… 　　一野系的晋绥系、陕甘宁系在军内还有很大影响。二野的太岳系有谢富治、宋任穷、秦基伟、刘丰。这些人没有问题。太行山系的陈锡联、范朝利、张显阳、李德生。后来实际上倾向四野…… 　　三野仍自成体系。中原系的张震、韦国清、张爱萍、滕海清；山东系的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黄火青、成钧；苏浙系的有粟裕、谭启龙、江谓清、陈丕显、叶飞、何志远；新四军系的陈毅、粟裕、陈丕显都控制着相当大的兵权…… 　　四野系一直为主席所信任，我与罗荣桓具体指挥，力量相当可观。十二兵团：肖劲光、梁兴初、李作鹏、解方；十三兵团：曹里怀、韩先楚、曾国华、郝忠云；十五兵团：丁盛、孔石泉、邱会作、温玉成、龙书金；政工系：肖华、梁必业、袁升平、吴法宪、刘兴元、谭甫仁、刘贤权；东北系：林彪、吕正*、万毅、张学恩；中原系：宋任穷、陈再道、王树声、张体学、王宏坤……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个战争不是争夺疆域，而是争夺或保护地位。胜利，是双方的共同争取的但又水火不相容的目标。战争讲究实力和策略。林彪的军事总管意识在不断加强。他反复计算着实力，计划着发展方向，随时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阵地。 第五章 走资派 　一直有个影子在毛的面前晃动。 　那个影子就是赫鲁晓夫的光头。 　　几千万人饿死，经济的崩溃，证明了毛泽东总路线的彻底失败，而且也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大陆社会性质的分析的错误。尽管无知的愚民只晓得咒骂村长和民兵连长，但上层官僚和知识分子毕竟不同。他们借助四千万白骨的磷火，借助于知识和经验，重新认识了毛泽东的路线。他们和毛泽东多年共事，了解这个社会的现实，能够比较实际地制定政策。或者，他们具有纵横对比的能力，知道毛泽东也是个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毛泽东的形象不可能象在下层平民中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事实证明，刘少奇关于民主主义新阶段的理论，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刘少奇的工作经验，社会分析的方法和结论，以及对人对组织的原则性，都赢得了党内的拥戴。特别是从几乎是废墟上恢复经济的艰难，更使党内上下佩服。 　　一个新的核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这时，毛泽东从地狱里取得教导，正要杀回过去的战场，作新的社会试验呢。 　　毛一旦决定回来，便发现了必须回来的充足的理由。以自己总是正确为参照，他发现他的政策被全面修改了，党内思想战线和政府工作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而且有一股为彭德怀翻案的妖风，矛头就是指向当年的庐山会议的。一个清算毛泽东错误政策的运动实际上正在进行。他们大概想借助这种方法，渐渐把毛泽东搞臭，至少是不让毛泽东的路线重新复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所有的中央委员都会心照不宣地抛弃毛泽东，而心悦诚服地接受刘少奇与邓小平。接受他们讲究实际的工作作风，接受他们对社会的客观准确的分析，接受他们和平接管毛泽东的权力的方法。实际上，这些差不多已经成为事实了。 　　毛泽东非常敏感。他预感自己的下场可悲，但是倔强的毛不肯认输。此时的苏联，也出现了否定斯大林的运动，专制集权的恐怖主义受到挑战，斯大林主义不得人心。毛泽东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本来对斯大林不感兴趣的毛，现在深深地厌恶那个秃头——赫鲁晓夫。是他，否定了斯大林，将斯大林的尸体搬出高贵的坟墓。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事实，使毛寝食不安。他怕自己一生的功名被否定，而这种否定正在实际进行之中。即使周围的人对他依然毕恭毕敬，也难以消除他的深切的担忧。他已经没有可能考虑自己是否正确，而只热衷于发现谁在反对他的思想和路线。况且，退居二线，离开权力中心所带来的种种不舒服，都在时刻助长着他的担忧。所谓的“修正主义”危险不断强化着他狭隘、残暴、自以为是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心理暗示。任何对他个人的不敬，都会被称为修正主义。大前提已经确定：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否定他的思想和实践（哪怕是一部分）就是否定马列主义。 　　如果毛泽东只是单纯地这样想，即使没人制止，还不足为患；但他还要行动，他的地位使他不象平民的愿望那样自生自灭或自生他灭，他想干什么就能变成六七亿人的运动，没人能制止他，连他的党都无法约束他。共产党的社会控制之网密不通风，只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留下一个美好的大洞。谁逃脱于这个网之外，大家就是谁的奴隶。谁也没有办法约束毛泽东，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凌驾一切人的暴君。 　　恶魔开始搜寻目标。看谁倒霉吧！ 　　毛泽东整天呆在丰泽园里，偶尔出去看看，游玩散心。他喜欢到那些可以自由抒发豪情的地方游览。比如井岗山怀旧，长江风浪中游泳，庐山上观赏风景。他也喜欢到湖南老家去视察。仅仅一九六五年，毛就三次经过湖南。 　　第一次是路过，没有停，径直去北京参加三届人大。 　　没出毛所料，那次会议上，刘少奇以几乎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当整个会堂以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祝贺刘少奇蝉联这一职务时，毛也抬起了那双又肥又大的手。毛从未觉得那双手如此沉重。当千百双眼睛都盯着另一个人时，毛才相信人的精神就象可以随意飘移的云彩。那天他在面前的纸上写了一生很少写的拼音：“ＺＨＵＡＮＹＩ”。这个词可以同时想象为“专一”和“转移”。 　　服务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互相传着看了，觉得就是一张废纸，扔掉了。 　　毛失眠了，不断地做梦。那种半睡半醒状态的梦最有魔力，搅乱着他希望睡觉的意志。林彪的话，赫鲁晓夫的光秃秃的头，彭真坐在那里看比武，罗长子向刘少奇微笑，雷鸣似的掌声，专一？不，转移…… 　　所有的那些人，都举手，都鼓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不鼓掌呢？甚至连自己也不由自主地鼓掌呢？是习惯势力？还是利益集团？是的，这是一个集团，一个阶层。党内这些当官的，应当有个名称，叫贵族集团？行是行，可是应当有个再好点的称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的，还是后者好。这个名字最初大概还是陈伯达起的。不管谁起的，适用就好，叫党内走资派吧。我们的矛盾就是和那些走资派的矛盾。这些人将否定中国的马列主义。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他相信自己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是认定跟着他的。 　　就在这个尚未开完的会议上，毛和刘、邓发生了争吵。 　　头天晚上，邓小平面上带着那种诡诈的笑容说：“主席这些日子累了，休息休息吧。明天的会就不要参加了。” 　　毛泽东发现邓的微笑中似乎露出一星半点的调侃。他最受不了这种嘲讽的表情。怎么了？你们已经天下在握，不要我出来了？软的，硬的，都叫我老实呆着？看你们这些弹冠相庆的猴子，未免高兴得太早了！我毛泽东要叫你们知道：船破还有三千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将要以中央文件下发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是毛写的，在关于运动的性质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争吵起来。 　　毛泽东是不容许针对他的权威争吵的。他决定，要给刘少奇他们一点颜色看看。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生气地将两本书朝桌上一扔，说：“今天我带来两本书，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我是党员，也是公民，我还有说话的权利吧！” 　　人常常只在权利受到危害时，才想到章程和法律。但是，毛泽东是主席，他想起那个工具，拾起来就能用。平民百姓遇到不平，上哪里说话呢？即使《党章》摔碎，《宪法》拍烂，怕也无人会意，无人理睬吧！ 　　当时，会场上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毛讲话了很多话。他的中心思想是：四清就是要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大众与这些人的矛盾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我们共产党的路线就是群众路线。站在大多数群众的立场上，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明确自己的职责。 　　刘一直夹着尾巴做人，象个童养媳似的。即使如此，也还是难以使毛满意，更不要说反唇争吵了。可刘少奇那次偏偏就和毛争论起来了。鉴于过去的教训，他不能容忍毛泽东再一次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错误的影响全党的分析，他也不愿意毛泽东突如其来地将已经基本收拾好的烂摊子再一次打个人仰马翻。这不是关系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是不是还要死掉几千万人的历史责任问题。他没有让步。他知道全党都看着他。他必须说话。 　　他没有看毛的眼神，没有察言观色，径直向大会代表说：“关于运动的性质，我还是认为叫两条路线的交叉，或者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好。这样有利于教育干部和群众，有利于扩大运动的成果。我们以前有过教训，必须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个大体准确的估计。” 　　“这才是你的真话呢！”毛怒气冲冲地重申自己的主张，严厉地指出党内走资派不仅基层有，各个阶层都有，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都有这样的人。这次四清运动就是要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打击那些在农村掌权的阶级敌人——党内走资派。法不治众嘛，就要搞运动。同时教育群众，我们共产党不会官官相护，搞封建社会那一套。我们和这些人的斗争还刚刚开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时是你死我活的，是很激烈的…… 　　毛一发火，大家知道事情弄大了，不再吭声。 　　问题就出在这里。皇帝一发火，龙颜大怒，大家就不敢说话了。 　　于是，关于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二十三条，最终以毛的意见通过。 　　刘、毛之间这次公开争论，在党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大多数人觉得那不过是毛泽东一时的不高兴。但是这件事使毛对刘少奇非常恼火。毛确认：此人不等我死，就会否定我的全部思想和实践。他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大会开完，刘少奇虽然检讨了，但毛的愤恨却没有冰释。 　　余怒未消的的毛泽东决心搞掉刘。 　　刘少奇意识到了毛的意向。几年来，甚至说几十年来，许多事情都说明毛本性难移。这个浪漫的，喜欢拿中国和中国人民乱搞试验的领袖，并没有吸取大跃进的教训。他不仅仍然热恋着那个初级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而且有一意孤行的趋势。刘少奇坚信，毛泽东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敌我矛盾处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轻微经济问题，会伤害大批干部，会造成又一次难以挽回的损失。他决心阻挡毛的新错误。 　　但是，一个由这么多人，经这么多年造就的领袖，谁能阻挡他的意旨呢？文化的传统和政治的体制足以将蚯蚓变成龙，但是却没有一个限制龙的笼子或者链子。造成这种情况的，包括刘少奇自己。是他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他要求将这一点写到党章里边。养虎为患，咎由自取，恶果先由他自己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少奇找不到限制毛泽东的有效措施。他第一次为这个体制感到沮丧。 　　唯一能够使用的办法大概是选举。刘少奇相信选举，他希望在下一次党内大会上将毛泽东合法地选下去，叫这个做事没有任何章程的喜欢胡来的人远远离开政治，那样中国人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毛不喜欢开会和选举。除了吵嘴，他不相信会议上能解决什么。他倒是经常担心会议会引出坏结果。即使象遵义那样的会议，结果也不理想，其他会议就更不要说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就是借开会完成的。从二十大到二十二大，赫鲁晓夫打倒了斯大林，而列宁和斯大林的成功是在车间里和战场上。毛泽东相信自己的成功是在乡村根据地和战争建立政权。 　　现代社会需要这种形式。形式是文明的胎衣。人必须作出和形式相和谐的举动。一旦到了大众跟前，就会装模作样，连野兽都得斯文一些。毛无法取消这种形式。眼看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即将在八月召开，时间非常紧急。如果在此之前没有变动，会议上出现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毛就可能玩完。 　　如果能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毛泽东的地位重新确定一次，组成一个更加实际的，有一定理智程度的领导班子，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这个会议明年就要召开了，要不要这样做，如何做，都要马上决定。他打算先找邓小平商量会议的内容、时间和开法，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同时，毛泽东也在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 　　一切封建帝王在完成暴力夺权以后，都会由依赖外臣变为依赖内戚，毛泽东也是如此。建国之初，那些在开国中建立功勋的将军和谋士必然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有时会恃功自傲，不把帝王太当回事。于是帝王的权力发生倾斜，王权不稳，它需要平衡。平衡的力量在哪里呢？只有在自己家族和宫廷里边寻找。这就是所谓内戚。等到内戚，包括太监和皇族，乱到一定程度，外臣就会帮助皇帝造反，重新肃清朝政，就象后来叶剑英等捉拿四人帮一样。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觉到外臣的威胁。后来，这个阴影就再也没有消失过。他要除掉那些因为过去的军功而获得巨大权力的诸侯——被他称为党内贵族和走资派的人物。除了自己的声望和林彪的军队以外，毛泽东能够使用的力量已经不多了。在他决计进行那个“伟大斗争”时，便首先把江青放出来搞样板戏。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毛泽东开始使用自己的家将和内戚，既说明他的势力已经不多，也说明他对别人的疑虑大大增加了。他本来不喜欢江青，可是现在是蜀中无大将，只好拿廖化作先锋了。 　　江青愉快地答应了，积压了几十年的热情、愤怒、才华和野心，一起膨胀起来。 　　江青其实是个可怜的人。这个被人咒骂的女人，是个掉到深渊里的羔羊。那件荒唐的历史故事——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取缔她参政的权利——至今仍被很多自封为正人君子的人称颂。甚至那些自由主义者，那些女权主义者，也掉进五千年文明的陷阱，认为江青不应当参政。几十年前，延安的那个决定，有些人即使不特意赞美，通常也会给以会心的理解。这个故事曾经象生理缺陷那样压抑着江青的尊严，如影随形地跟踪她，监视她，嘲笑着她的人格和失去的权利——那本是每个人都应享受的权利——不是特权，而是基本的做人的权利。 　　那个东西就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作出的“不准江青作为主席夫人出面”的决定。 　　到底那是个明文规定还是君子协定，连江青也说不出来。那个密而不宣的家法，就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个扔尸的阁楼。江青好象违反家法败坏门庭的荒唐女子。全党都知道那个决定；所有头目都可以带着老婆出入公开的社交场合，甚至接见外宾，只有毛不能。 　　潜台词就是一句话：她有“见不得人”的事。 　　那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大恶大丑呢？ 　　“你们凭什么要做那个决定？”江青不止一次问毛泽东：“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都是他们那些人搞的。”毛泽东不解释那个城下之盟，一推了之。 　　江青毕竟是从上海出来的。她接受的文化影响远比延安的农民首领丰富多采。稍微从那个中央决定的表面挪动一点点，江青就发现字里行间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可是，当她发现黑洞时，已经身不由己了。她在那里呼喊、叫嚣、挣扎，没有用，所有的声音都被红色的古堡吸收得干干净净。延安的土窑洞里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回声。她曾经向延安中央写过一封信，表达她的无限的愤怒和抗争的情绪。 　　……难道是因为我江青的出现，才导致了毛与贺子珍的离异吗？贺子珍骂我，骂过很多女人，甚至骂过美国朋友史沫特莱。她为什么不骂自己的男人呢？毛泽东也不是头一回这样。当初他和贺结合时，杨开慧不也还活着吗？为什么当时没有给贺子珍这样的限制？为什么？ 　　……难道因为贺是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战士吗？她是革命的，难道我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就不是追求和参加革命吗？在来延安的途中，我差点被逮去坐牢，难道没有危险吗？只有扛枪的军人才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就不算革命？ 　　……那个决定的根本的一点是领袖不能娶‘戏子’！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肮脏的东西我最明白。这个决定是你们歧视文化人、歧视平民、歧视再嫁妇女的封建意识的大暴露！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都是促成这个决定的干将。我要求他们主动站出来，取消那个败坏共产党声誉的规定！ 　　……你们不是承认自由恋爱吗？你们不是不反对再嫁吗？如果我和毛的关系不是基于情感而是因为权力，那么谁拥有这种权力，谁应当受到批判；如果我们的结合是本于感情，那么谁也没有权利责怪和打击我们。在解放区做出了这种谴责和限制自由婚姻的决定，出现了‘处女等于贞节’的封建写照，真是你们的羞耻！我郑重要求，收回那个决定，给我一个女人，一个女艺人，一个人的权利！ 　　周恩来拿着信到了毛那里。 　　没等周说话，毛就先问周：“你是喝过洋墨水的，你认为这事办得如何？” 　　周捋着胡子，微笑着说：“当时大家是出于保护主席的威望。非常时期嘛！” 　　毛苦笑着。在浓重的烟雾中，周看见毛泽东眉心中那被痛苦折磨着的坚韧。 　　过了好一会儿，毛才说：“这信就象泼妇骂街。没有这封信，我还常常为她遗憾。现在看来，那个决定是需要的。即使单单针对她信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农民革命队伍的偏见，也应当约法三章。四个棱的木头，不从圆孔里走一走，哪里知道一个眼的婆婆也是个娘！” 　　毛忍受党内势力对他私生活的公然干涉，正是喜爱江青的明证。他不能忍受贺子珍的性格，可是支持贺的那些人又是一起长征过来的战友。违心地接受限制，本不是毛的性格。但他必须接受周恩来那些人的围击，为了安慰那些长征过来的红军。他们讲的是义气。 　　江青每想到这一点——毛宁肯牺牲自由也舍不得她——就觉得平衡些。毛看得起的女人有几个？毛为谁作过这样的牺牲？那是个宁他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他的人，能这样委曲求全，已经不容易了。这使江青得到充分的安慰。那是从地狱的瓦砾上反射出来的人性的残光。 　　同时，江青也深知：毛是不会吃亏的。今天受到屈辱和束缚，明天他会报复。根据这个逻辑，江青相信自己会有出头的一天。等到那放虎归山的日子，看我江青不把这怨恨一股脑儿倾泻出来，打得你们人仰马翻——我们妇女要解放！ 　　那是漫长的等待，那是旷日持久的折磨。 　　封建法规，象一道铁箍，箍在江青的头上。尽管她不认可这种权利状况和生活方式，但她必须忍受。她投奔延安的初衷不是去做一个押寨夫人，而是要革命，是渴望一个辉煌的社会图景，追求妇女（当然首先是自身）的解放。可她万万没想到，刚踏上这条革命道路，就被革命者钉上了耻辱柱，而且是陕北高原上一根最高的耻辱柱。这个荒唐的世界啊！ 　　没有人听她的呼喊。 　　被压抑的情绪越来越浓重，越来越激烈。 　　自然生命对自由向往的躁动，被压抑的雌性疯狂如野兽一样冲突着江青。 　　她找机会骂人，发泄那些不可言传的激情。她很难有五分钟的安静。她的脸色说变就变，谁都会觉得她叫人无所适从。高兴时，她将毛的随从人员看成兄弟姐妹，和他们一起说笑，一起打牌，还为毛的警卫长织过毛衣。可是这样的感觉通常很短。那些人在她眼里会突然都变成没有脑子的虫。她咒骂他们，有时罚他们到外边站一个小时。 　　领袖的光环被夫妻间的龌龊消化了。一个人赤身裸体，将身体的一部分进入到那个女人身体中去，并且得到异常的欢乐后，他还能保持不可仰视的威严吗？一个女人，承受和欣赏了一个男人的癫狂动作和热烈的爱后，她还会惧怕床上搅成一团的男人吗？不。 　　她所能记得的，就只有丈夫的权力，自己的处境，以及那些没人性的规矩和没有章法的制度。在所有她看不顺眼的东西中，最叫她恶心的是农民的狭隘和守旧。她就象一个固执的商贩，越是不准她进入市场，她就越要大声吆喝，即使走入黑市她也不在乎。你们不给我留条路，我就不择手段。破罐子破摔，老娘就这样，拿钱你收！ 　　积怨越来越多，释放的渠道越来越少。 　　这种日子耗尽了江青的青春和才能。 　　江青每天都想找机会酣畅淋漓地哭一次，或者做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杀几个人也行。不是真的为了什么目标，首先是要发泄这几十年积压的愤怒！ 　　随着共产党的节节胜利，江青挣扎的力量越来越小。 　　毛在现实中的成功，使江青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挣扎的合理性。 　　共产党建国以后，宋庆龄要求和她心爱的人结婚。这个年轻的寡妇在丈夫死后曾经倾注了热情从事中国人民的解放。她知道蒋介石不是东西，以为反对蒋介石的就是有希望的。后来她看见了很多现实与历史的相似，新贵与老贼的相同，失望了。她是真正受过自由思想的深刻熏陶的人。她追求自由等于生命。她渴望爱情、友情和事业。她也更积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猪狗的基本权利。 　　可是当她提出结婚时，却遇到共产党上层的一致反对。 　　他们要她保持孙中山妻子的名称。他们需要一个国母，不缺一个幸福的家庭。 　　仅仅因为统战的需要吗？不，其中还有类似不准江青参政的的意识作怪。只准江青结婚不准江青参政和只要宋庆龄参政不要宋庆龄结婚，这两个强权干涉婚姻的事件包含着一个难以启齿的腐朽意识。包揽这件事的最积极的说客就是周恩来。周和毛将宋庆龄的生活置于不死不活的状态：有爱人不能结婚，有孩子不能当妈妈，有丈夫还要冒充寡妇，没有自由还要被人当做充分自由的领袖。 　　这件事给江青的打击不亚于当事人。江青最终承认了命运。她想：既然宋庆龄也这样了，就这样吧。也许他们是对的，大人物，名誉最要紧。这是江青最后一声叹息。虽然她的潜意识中还有很多需要发泄的东西，但在政治上，她顺从地依附了那个征服她的势力。她后来的叫嚣都不再是追求理念的精华，而只是发泄人性的未经雕琢的情绪。谁碰上这个情绪谁就倒霉，而最容易唤起这种情绪的就是使江青记起那个残酷的决定。 　　在皇帝的扶持下，皇后的戏剧的改革获得巨大成功（那一定是成功的）。革命样板戏无一不是灿烂如明珠。江青被作为光辉的文化革命旗手大显风光。这使江青得陇望蜀。一九六五年，江青向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罗瑞卿请示了军内那些老将领（唯独没请示林彪），老将领老大臣们借口延安有过决定，拒绝了江青的要求。被拒绝并因此重新揭开历史伤疤的江青，对罗瑞卿十分恼火。江青恨罗长子，恨一切与那个决定有关并继续执行那个决定的人。当天晚上，江青在家哭了一个多小时。 　　毛泽东问警卫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说不知道。 　　毛说：“你们去看看，安慰安慰嘛。” 第六章 第一头肥羊 高大魁梧的罗瑞卿是个热情能干的组织者。 　　毛对他的看法起初并不坏，这使罗不久就当上了总参谋长。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叫毛泽东很不高兴。那是中共建国初期，刘少奇和周恩来决定将警卫师改为公安师。虽然总的力量没变，只是换了个名字，但是事先没有让毛泽东知道，还是引起毛的不满。毛泽东为没能预先知道这事而非常紧张，事后多次敲打过与此事有关的人，其中包括罗瑞卿。罗瑞卿一再检讨，反复说明，将责任都拉到自己身上。 　　毛说：“鱼既然到了你的爪篱，你就吃了吧。恭敬不如从命。” 　　罗瑞卿嗫嚅道：“我瞎长这么高，瞎活这么长，净办错事。” 　　“我要是硬给你抢下来，你会更难过。”毛泽东朝沙发上一仰，宽厚地说：“在其位，谋其政。既然已经当了，干就是了。但你要记着，欠我一笔债。” 　　罗连连答应。罗知道毛对兵权敏感，但没想到如此过敏。 　　他从此更加小心，而且随时准备将功补过，叫毛泽东高兴高兴。 　　有一天夜里，毛临睡前突然打电话把罗瑞卿叫去。 　　罗猜不出毛这样半夜传呼他，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 　　看着那个权力的宝塔尖，罗瑞卿说不出多么紧张。那是高耸入云的权力，任何人都不能有非分之想，甚至不能叫领袖怀疑有非分之想。他感到恐惧，感到凶多吉少。那个人虽然也是人，但他是至高无上的领袖，他随时可以罢免任何人，只要一句话就行。罗瑞卿想叫司机开慢点，以便能够充分地分析形势，确定对答的方法和内容。 　　他很快就理清了思绪。他确信这样一点：自己充其量就是想成为朝臣中受宠的一位，绝对没有胆量推倒那个塔。说到底，那也是他本人的生命价值所在。参加了一个党，这个党胜利了；保卫一个政权，这个政权成功地控制了整个社会；效忠于一个领袖，这个领袖享有无比的威望。人生如此，这也就够了。 　　他没有叫司机减速。 　　到了丰泽园，发现毛主席其实没有什么具体的话说。他随心所欲地说了一些关于高岗的事情，就打发罗瑞卿走了。直到离开那个阴森的小院子，罗瑞卿还是摸不清将要发生什么事。他只是感觉到，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正在被最高层密切注意。为此，他不寒而栗。 　　不久，高岗打电话要去罗瑞卿那里谈谈。 　　罗瑞卿预感到加倍的不祥。从毛泽东的口气里，他知道高岗近来与毛泽东不睦。不仅和毛泽东，似乎和刘少奇更不融洽。高岗位居东北，权势显赫，如果不谨慎，一定会被毛刘怀疑有二心。这个想法如果出现在刘少奇那里，也许不是非常要紧的；如果出现在毛泽东那里，就将大祸临头。 　　罗瑞卿急忙说：“你不要到我这里来，我去找你吧。” 　　高岗说：“好。我等你。” 　　罗一边穿衣服，一边将这个情况告诉了毛。 　　毛说：“很好哇。长子，你快去，看他说什么。” 　　那是一九五四年，当时高岗热心搞部长会议制，毛不同意这种集体领导。反对这种制度的，也包括刘少奇。当时很多人认为高岗是想利用部长议会制度扩大诸侯的权力，限制中央在党政方面的集权。也有人认为这是高岗自恃才高，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取得的地位不满。但是，无论是对谁，这种制度要求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地方诸侯向中央要求权力。当时高岗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人称东北王，毛岂能不妨。 　　罗瑞卿是喜欢刘少奇的。这个人宽厚，律己，工作能干，思想有水平。和刘少奇在一起，罗觉得每天都在为国家做事，丝毫不敢松懈，不敢狂妄。如果说对毛泽东是敬畏，对刘少奇则是敬爱。和刘少奇在一起很放心，他不会突然将人整掉。如果高岗想整刘少奇，罗瑞卿是不会买帐的。至于反对毛泽东，更不行。 　　也许罗将这种情绪外露了。高岗打量了罗一眼，好象看出什么问题。 　　尽管罗努力镇静，装作没事的样子，高岗还是没和罗瑞卿谈正经事情。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高岗问：“听说西洋参去火，你可以试试。” 　　“去年有人给我一棵高丽参，我用它浸酒喝。”罗说：“就那么回事。” 　　“我现在用西洋参。”高岗说：“西洋参平和。你要不要弄一点试试？” 　　“不用了。”罗瑞卿说：“我还是相信锻炼。我天天都活动活动，而且基本吃素。” 　　天天锻炼，基本吃素。这都是毛泽东的生活信条。高岗听了，没再聊身体保健，话题转移到东北地理与风景，风俗与典故。高岗提到当年和罗一起剿匪的故事，罗询问了东北土匪残余的活动情况。谈话虽然不投机，但是也没有什么别扭；虽然没有别扭，但也都感觉到了隔阂。 　　从高岗家里回来，罗瑞卿马上向毛汇报。 　　尽管汇报得很详细，可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毛安静地抽烟。他的沉默好象在说：“难道就这些吗？难道什么事也没说吗？“ 　　罗瑞卿这时才觉得懊丧，好象中了高岗的奸计，又好象是自讨苦吃。本来想就高岗的谈话立功的，可是他们都老奸巨猾，使罗两头扑空，反而叫他不好做人了。 　　毛安慰罗瑞卿：“谁叫你不当他的人呢？如果你上了贼船，就有可谈的了。” 　　罗总算得到点东西。高相信不相信他，无足轻重，难得的是毛泽东不怀疑他。 　　罗瑞卿继续当他的公安部长。在他的工作表上，毛的安全是最大的、排第一位的。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出去视察，罗瑞卿先去沿途侦察；五八年毛去游泳，罗瑞卿先去试水。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任何行动，罗都是紧跟照办。罗用实际行动渐渐弥合了过去那些不愉快。他的极端忠诚的表现赢得毛的信任。 　　罗瑞卿记得，毛曾经表扬林彪说：“林彪同志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很好，文章写得很有力量。文章原是找人替写的，林彪看不中，自己亲自写。自己写的就是好，有分量，观点鲜明。这些话，你能不能讲出来？” 　　罗说：“我一辈子也讲不出来这些话。” 　　毛说：“不会讲，要学嘛。要读点马列，包括普列汉诺夫。” 　　罗当时很紧张。因为林彪那篇文章当初就是找罗瑞卿替写的，林彪觉得不行，才自己动笔写了。罗不知道林彪是否已将实际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如果交代出来，怕增加毛的反感；如果林彪并没说，这事也许就过去了；如果林彪已经说了原委，自己反倒态度暧昧，毛就会更怀疑¨¨ 　　他最后决定对毛说明白。 　　毛听了罗的叙述后，说：“林彪并没对我讲这个事。你没当捉刀人是对的。我劝你今后也不要当这种人，这种人在西方被叫作‘鬼写手’，很不好听。” 　　罗很庆幸。他相信自己的坦率已经赢得毛泽东的好感。只要他信任就好办。如果毛喜欢，即使将所有的家私都说出来，可能罗也不在乎。毛泽东的指示使得罗瑞卿轻松，而且林彪看来也不是那种喜欢多事的碎嘴巴。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担忧的呢？ 　　一回到北京，罗瑞卿就请陈伯达开了三十本书马列的书，开始了他的新政治学习。 　　罗瑞卿后来把学习心得写给毛泽东。 　　毛批示了罗瑞卿学习马列的材料，叫军队高级干部都学这些着作。 　　公安部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的走红，引起林彪的严密注视。就武装力量中的地位来说，罗是仅次于林彪的人物。林彪肯定，罗瑞卿不向他靠拢，只到毛泽东那里献媚，不仅是不把他放在眼里，而且大有夺取更高权力的趋势。从各方面的情报看，罗瑞卿已经得到军政上层非毛派人物的一致赏识，甚至是毛本人的赏识。他和那些与林彪不一致的人往来频繁，致使林彪认为，罗瑞卿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了。据说，罗到林彪家看望，事先也不告诉。叶群说罗瑞卿“要么不来，来就搞突然袭击。” 　　尤其令林彪难以容忍的是，罗瑞卿针对林彪突出政治的一套，大搞军事技术训练，还组织了军队和民兵的比武。那首“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林彪唱得心烦意乱。而且，罗瑞卿不止和一位元帅说过：“林彪不工作，又不放弃权力，只会搞空头政治。” 　　连出身四野的人都这样，这个军权还怎么掌！ 　　林彪的不满变成愤怒，继而变成宰人的计划。 　　“这样下去不行！”林彪的情绪转化为理智，理智没有否定情绪。 　　“这个罗瑞卿，我们什么时候亏待过他了？”叶群说：“他原是四野的人嘛。” 　　“你懂什么？”林彪呵斥老婆。林彪相信派系，但更注重忠诚。 　　于是，这个被称为“黑土地之狐”的将军发现了第一个猎物。 　　一有计划，他就平静了。 　　正在这时，罗长子碰到江青的枪口上了。 　　就在罗瑞卿和老将们拒绝江青时，林彪联合了江青。 　　林彪的决定出于两个原因：既然和毛泽东是生死与共的忠臣明君，就要全面忠于他，不仅保毛，而且要让他的家属光彩照人。这样难堪的束缚，是那些家伙蓄意败坏主席。林彪要为毛打抱不平。他相信，中央老是压制江青，不是毛的本意。既然毛泽东自己不好说这个话，朋友就应当代替他说出来。至于所谓过去的决定，林彪不相信那些。 　　正如林彪所想到的，毛本来不愿长期压制江青。因为江青不能参政，他少了一个重要助手；在别人的老婆如狼似虎活动时，他觉得自己屋里的“那一个”本来并不弱；而且，限制江青，也就是对他本人的束缚。用人之际，管不了那么多了！他相信林彪的聪明，不用暗示，林定会处理好。而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不能容许总参谋长无视他的权力。他要借助这个事件，强调自己的地位。 　　有一天，林彪最忠实的伙伴刘亚楼到毛家湾看望林彪，并且劝林放弃一些权力给罗瑞卿。叶群以为会激起林彪的嫉恨。可是林彪什么也没说，脸上没流露出任何表情。林彪证实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了。他下了搞掉罗瑞卿的决心。之所以等待，是因为他要将罗瑞卿放在毛的炒饭锅里一起煮熟。 　　在江青遭到罗长子拒绝后，对江青的支持将对搞掉罗有好处。林彪开始行动。 　　第一件大事就是委托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件吆喝出去的事对江青的政治生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她第一次从黑色的幕布后面走出来，以毛泽东夫人的声望开始活动了。林彪的这个恩情，江青记在心里。她要在某个时候帮助林彪。 　　当林彪看见毛泽东决心搞掉刘少奇而必须借重军队时，林彪从苏州到上海，拜访了毛。 　　两个朋友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差不多的感觉：既有恃无恐，又觉得不大可靠。这种共同的心情使他们谈得非常投机，而且达成了非常牢固的同盟。林彪说：“军队内和政府内都有相当一些人，对我们不放军队有看法。”毛说：“这是他们最后一个不满。等我把军队给了他们，他们就高兴了。”林彪说：“有一部分已经在他们手里了。罗瑞卿不搞突出政治。他相信军事比武那一套，好象我们都不会打仗似的。中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平常睡在我们身边，好象谦虚恭敬，可是有了权力就不一样了。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军队也有危险分子，我最担心的是政变。现在中央军委是贺龙和罗长子主持日常工作，他们有权调动一个团。在北京，一个加强团差不多等于一个师。如果突然生变故，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将政治局委员都抓起来。所以光有比武不行，思想不好，武艺越高越坏。在山东比武时，连彭真都被邀请参加。北京市的头头要管军队，有人支持他这样干，大概他以为快成功了。” 　　毛正担心罗瑞卿和刘少奇、彭真他们一起搞政变，听了这话，顿时敏感起来。他想起江青的那些话。江青不止一次提供罗瑞卿和刘少奇、贺龙他们搅在一起的材料。尽管江青的意见可能有点情绪化，但可以理解。如果没有政治上的顾忌，罗没必要拒绝江青的要求，不就是开个座谈会嘛！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件事情只能说明，罗和那些老将已经是一个锅里摸勺子了。他怕得罪他们，只好压我的人。 　　毛泽东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来。一九六四年济南观看大比武时，向他汇报情况的是贺龙，而向刘少奇汇报情况的是罗瑞卿。毛注意过他们的表情。他们，罗瑞卿和刘少奇谈得非常融洽。刘少奇近来经常代表毛出席军事会议，贺龙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连和军队风马牛不相及的彭真也去看比武。 　　那时，毛就觉得其中有鬼，但没有现在这样明确。被林彪这样一说，毛突然警惕起来。毛同意林彪把罗长子拿掉。 　　但毛并没有马上点头。他想试探一下林彪的底牌。 　　毛泽东装作对林彪很亲近的样子，问：“拿下罗长子，你打算让谁干？” 　　林彪心不在焉地说：“这件事，得主席决定。” 　　毛挥挥手说：“干吗这么小心？给我提个建议也好嘛。” 　　林彪设身处地地说：“我是这样考虑的：有些部队，是我们的基本力量。多少年了，没有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尽量团结各个山头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五湖四海。” 　　毛深深地点点头。 　　林彪推荐了一个不是四野的人物——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在杭州通知林彪，同意听取叶群关于罗瑞卿不突出政治的材料汇报。就在叶群汇报以后，罗瑞卿和贺龙到了上海，毛马上让罗瑞卿和贺龙来谈中央军委的工作，而这两个人偏偏大说比武的好处，有时还影射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代名词——将使军队丧失战斗力。 　　毛佩服林彪的发现。他自己也看见了，相当一批人正在党、政、军各个方面努力限制和清理他的影响，另搞一套。对军队突出政治的蔑视，其实就是对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反感。毛泽东听江青说，胡耀邦曾当众问林彪：“突出政治真就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突出鼻子！”引起周围的人大笑。毛泽东当时对江青说：“那是桀犬吠尧。你不要随着说。” 　　这次汇报后，罗瑞卿和贺龙的政治生命差不多结束了。毛说干就干。他先在上海开会，批评了罗瑞卿不突出政治和向中央要军权的“错误”，然后以“调动工作职务不变”为名，将罗瑞卿的兵权立即除掉。总参谋长一夜之间就完结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林彪宣布撤销罗瑞卿军内一切职务。 　　一只肥羊就这样一下子被终日潜伏在洞窟里的狮子盘倒，生生地吞下去了。 　　别看林彪个子不高，但他胃口很大，吃掉几万、十几万人是平常的事。 　　突然被赶上架的杨成武，象一只胆怯的鸭子，反复强调自己能力不行，想让叶剑英当总长，他当副手。但是林彪没点头，毛也不说话，杨的请求没被通过。杨成武只好答应，但特别请王尚荣出来当副总参谋长，管作战。 　　毛从来就是自信，自信自己的能力、智力和权力。即使在他退居二线后，也仍然有指鹿为马的威力。彭德怀事件后，已经没有什么人敢于和他唱反调了。会议上，所有的人都看毛的眼色行事。当林彪指责罗瑞卿用学马列冲击军队学习毛着活动时，只有罗本人反击这种诬蔑，不仅在座的人都不出声，连表扬过自己、对比武亲自作过批示的毛，也表示沉默。 　　当最后罗瑞卿知道无法争辩，默默地向那些老帅们投去哀怨凄惨的一瞥时，没有人和他说话。当时叶剑英哭着离开会场，不忍心看他即将身陷囹圄。事实上，罗瑞卿一回到北京就被抓起来了。 　　毛心里很清楚，他让林彪沾了一次便宜。 　　事后，他告诉林彪：“罗瑞卿反对你，但是不反对我。要官、比武、不学我的书，这些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其实都可以挂起来。对罗瑞卿，还是应当教育。回去再说吧。” 　　作为答谢，林彪对毛说：“你是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领袖。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劝主席到北京去安营扎寨。” 　　毛沉吟半天，问：“你觉得现在去北京，安全吗？” 　　林彪说：“我建议将一支可靠的部队调到北京去，那样主席可以万无一失。” 　　“调那个军队？”毛泽东追问。 　　“这要主席下令。”林彪机警地回答。 第七章 乱世英雄 一九六六年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势力开始较量。 　　下面是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四月二十七日写的一篇报道，题目是：邓小平倒戈。 　　北京饭店是个变相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住在这所第一流旅馆的外国记者每天晚上在楼下的餐厅中交换消息，四月二十七日的晚餐柜台上，我听到几位亚洲记者说：他们依预约的时间去见北京市长彭真，但是无法见到，听说彭真已经被扣押了。他显然是受到邓拓的牵连，大家都知道邓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从四月以来，邓拓则不断受到《解放军报》的指名攻击。 　　但是第二天，我从深入采访中获知，彭真并未被捕，他在这天上午，曾经乘汽车赴中南海（这是刘少奇和周恩来办公的地方），仍然有两名穿蓝布制服的警卫员保卫着他。但在北京市委门前却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黄色制服的解放军，禁止彭真回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一情况证实了我们俱乐部传闻已达一个星期之久的传说，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已经一分为二，毛泽东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组“党中央”和刘少奇控制下的北京“党中央”对抗。现在由军人占领的北京市党委会一事看来，这已经不再是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且显示上海党中央已向北京党中央采取行动。 　　五月十五日下午，我从中共外交部方面获得消息，说毛泽东将于当天夜晚乘火车返回北京，我赶到火车站，并打电话通知了几位同业，但结果我们在火车站白等了四小时，事后我们获悉，毛泽东已经在济南下车，虽然我们无法探究原因，但是相信是由于他对北京的局势尚无控制的把握。我的这项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对的，因为一位罗马尼亚同业第二天从一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制着北京市委，虽然在军方的压力下，他已无法进入北京市委办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们严密警卫下的住宅内，煤田有许多人进进出出，市委办公中心显然已搬到他的家里。 　　六月初发生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时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将杨成武和杨勇到了北京，强迫改组北京市委，并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报、北京电台和新华社。短短数天之间，上海党中央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装政变手法，压倒了北京党中央。刘少奇派虽然在北京没有军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传优势，但并没就此屈服，相反地，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 　　刘少奇派乃决定仿照两年前苏联共产党罢免赫鲁晓夫的方式，召开紧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用民主投票的方法来罢免毛泽东并阻止林彪对党中央的篡权活动。但是刘少奇没有把握在中全会内获得比毛泽东林彪更多的票数，若要以投票方式击败，毛泽东林彪，必须获得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整个六月份，刘少奇和彭真就在这一点上下工夫。据我们事后获悉，先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担任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之间的桥梁，而彭真本人则于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区活动，联络分处于各地的中央委员，以便保证在即将召开的中全会上获得足够的多数票。 　　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当彭真去西南时，杨仍留在西北活动。彭真此行显然获得重大收获。因为当他回北京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跟他一起回来，而杨尚昆则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接到了北京，这使得刘少奇派更加强了用投票方式击倒毛林的信心。 　　从七月开始，分处在各地的中央委员纷纷抵达北京。我在七月八日发出电讯中说：中共即将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情况做出的判断。在这几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非常忙碌，我们都知道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由于局势太复杂，我们的采访工作不知从何处入手。在七月十日晚餐时，一位法国记者建议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换采访所得，以便弥补我们的人手不足。 　　经过分头采访，我们知道迄七月十五日为止，已经有中央委员五十一人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于书记处大厦，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则被招待下榻到刘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内，据我们所知，住在彭真家里的至少有李井泉、乌兰夫（内蒙地区最高统治者）及李保华（华东局书记，李大钊之子，尊称彭真为叔叔）等人。几位苏联同业从“科学院”方面获得的消息说：中全会已经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但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证实。 　　从抵达北京的中委及候补中委的名单看，我们发现了两项耐人寻味的奇特现象：一是华东及中南地区的委员大都没有来，他们显然效忠于上海中央，但是占少数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几乎倾巢出动，但是带兵的委员几乎都没有来。华北区的军事委员都在北京，东北的来了不到半数。 　　七月十七日晚餐，我们得到一条消息，说北京和天津间的火车交通突然告断绝，显然是有重大突发事件出现了。稍迟，我们又获悉，从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铁路交通，都已经在正午开始断绝，从南京和汉口到北京的所有铁路干线上的车卡，都被国防部征用。北京火车站地区，从晚上十一点开始戒严，虽然没有正式的戒严令颁布，但该地区布满解放军，禁止行人通过，一位匈牙利同业前往采访，也被挡驾。我们中有人电话向中共官方的旅行社订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答复是所有车票都已售光，至于何时才有车票，则需要等待再行通告。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传林彪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面上看不到军人，相信他们都驻扎在郊区，并把整个北京包围了。当天下午，我们都证实了这个传说，外交部新闻局用电话通知我们每一个人，要我们暂时不要离开北京饭店，不要外出采访。原来驻京记者可以在北京周围十公里自由活动的规定也暂时取消了。苏联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因为任期届满，原定十九日走的。结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军解放军赶了回来。 　　当天晚上，从外交团获得的消息知道，刚刚抵达北京的林彪部队，已经向山西方面推进，阻止来自陕西的反林彪的部队继续向北京进发。北京外交圈中，说中国内战即将暴发的谣言不胫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队已经即若市区，并且逮捕了总参谋长罗瑞卿。 　　后来我们从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绘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发生的事件的轮廓。 　　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声言他将于数日之内返回北京，参加中全会，在他未抵达前，中全会不得擅自召开。但刘少奇声言过半数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开中全会，并依照党章于半月前向全体中央委员发出通知，因此无须延期。 　　双方严重对立。 　　基于林彪的部队已经占领北京，摆出了要以武力制止召开中全会的姿态，而刘少奇则以维护党章法纪的名义，也调遣军队赶赴北京。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奉罗瑞卿之命，把他驻扎在陕西的一个师向北京推进。毛泽东、林彪及新任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立即致电该师长，下令停止行动。当时林彪的军队已经在山西省作了作战部署，如果王的部队继续挺进，将用武力阻止。但该师师长接到最高当局命令后，自动停止进兵。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内战危机。 　　二十日傍晚的消息还是二十一日按时召开。但是第二天早上，情况发生变化。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突然临阵变卦，表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等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中全会。我们至今不知道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最紧要的关头出卖刘少奇。也许他没有把握把毛泽东击败，也许害怕林彪的实力太大，而不得不违心投靠。总之，由于他改变初衷，使得刘少奇派无法凑足决定人数召开中全会来罢免毛泽东。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杨成武及谢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脑）已完全控制了北京。到二十八日，四架飞机把毛泽东、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载到北京。毛泽东在九个月以前就因为北京的局势对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时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备下的北京。 　　我在八月三日发出的电报说中全会已经秘密举行，接着在北京的各国记者也拍发了同样的消息。事后我们获悉，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八月一日开始在书记处大厦内举行的。会议开了十二天之久。会后的公报未透露会议期间的斗争情况，但是由于多数中委及具有影响力的邓小平投向了毛泽东，刘少奇在会上肯定居于下风。因此全会改选政治局的结果，林彪从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刘少奇则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几个要角，纷纷凌驾于刘少奇之上。至于邓小平，因为勾结刘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后，功过相当，地位原封不动，但是在新的党中央内，他不再被毛泽东视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虽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将来不论毛或者刘胜利，他都将难免受到清算。正如亚洲一位记者的评论：“邓小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个行动将影响他后来的政治生活。 　　新的党中央，把过去九个月中的上海党中央和北京党中央合二为一，但内部的矛盾远没有解决。刘少奇虽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实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还是逍遥自在地在巨宅内，出入有警卫，前呼后拥。 　　局势尚未稳定，更大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红卫兵，喊出了“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足以显示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他身边有反对势力的存在，而且整个大陆都有这种势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乌兰夫那些人，他们都雄霸一方。 　　－－这位记者的分析是否都对，难以评论。但是，他对三月北京调动军队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军突然调动到北京郊区，所有的军政首脑对此都目瞪口呆。 　　《五。一六通知》以后，中共上层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乱，一派要维持秩序。只有充分的乱，才能打破秩序，达到放火烧荒的目的。除了毛、林之外，求乱的人多是盲从领袖的召唤，也有相当多的群众是借机发泄被统治被压抑的情绪，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们相信，狂热的行动可以突破过于沉默的空气，在革命的马蹄和动荡的喇叭声中可以间接地达到报复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拼凑新的图画。刘、邓和他们指挥下官僚体系各层官员，则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处，他们对此已轻车熟路。那些在共产党教条迷惑和历次运动中吓坏了的人，是他们的基础和附庸。 　　那时一个多么激烈的时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 　　阶级斗争的弦被拉紧，拉紧，再拉紧。随便一拨就会发出动人的声音，无论出现什么新闻都会叫人感受到刺激。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聂元梓等七个人一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北大就出现了一千多张批评这些人的大字报，说聂等人是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委。围绕大字报是否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两种观点十分激烈。 　　那是一个多么敏感的时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叫上层如坐针毡，寝食不安。为了扑灭眼看就要燃烧起来的大火，刘少奇、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了聂元梓。而康生则与刘、邓、周针锋相对，支持那张大字报。他态度明朗地说：“她就是个王八蛋，我们也要支持。”动乱与秩序，破坏与建设，分裂与团结，双方剑拔弩张，各自有恃无恐。一个要抢，一个不放。一个要的是天下大乱，纷纷扬扬；一个要的是按步就班，鸦雀无声。 　　六月九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只好亲自到杭州向毛汇报工作。毛说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他含糊其词，既要求控制局面，又不能压制运动。刘少奇请毛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毛又表示不准备回去。他只是委托刘少奇对情况相机处理。 　　刘少奇接受了毛泽东赠给他的一个从没人吃过的苦瓜。根据中共的运动经验，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组到大学领导文革。坚持党组织对运动的控制；坚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上街；坚持不搞游行示威和大规模的声讨会；坚持不准成立党团以外的任何组织。他们想用五七年打右派的惯技，等蛇出洞后再反击。刘少奇的这个做法，目的是控制文革的烈火蔓延。如果刘少奇的这个方法成功了，毛的文革设想就有夭折的可能。 　　其实，即使派观察员身分的工作组，也非毛泽东的本意。烈火越旺越好，连一杯水也别泼。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请示毛的潜台词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还要不要？毛泽东当时唯一还不超越能的暧昧心理就是这一点，而刘少奇的暧昧心理更加柔弱。如果公开打出批评毛泽东的旗帜，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从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的争吵失败后，刘少奇就没有内在的力量反抗毛泽东了。他不满，但他太软弱，也太正统，太书生气，太温文尔雅。他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并从此沉入魔鬼的深渊。 　　毛泽东关于派少量观察员的做法，等于大火中泼一点水。这种杯水车薪的行动不仅没有压下烈火，反而助长了学生求乱的激情，烈火燃烧得更欢快了。北京形势如江河日下，很快就变得千疮百孔。毛泽东希望的事件不断发生，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发生，每天都有反抗的也有自杀的，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现并且迅速扩大影响。整个北京的形势可以用当时流行的一本小说形容：野火春风斗古城。 　　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被派到清华大学不久，蒯大富就冲击工作组，矛头指向王光美。刘少奇下达了向蒯大富斗争的指示。蒯大富等学生领袖背后有人支持，继续坚持反对工作组的活动。和刘、邓对立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利用一切机会扇动学生，将运动推向无秩序状态，而在旁边冷笑的是这次游戏的心怀颇测的教练，他怀里揣着随时变化的比赛章程。 　　毛泽东烧热了锅，让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受罪。 　　林彪胸有成竹，他早已下决心帮毛泽东夺回失去权力。 　　周恩来此时想搞最后一次侦察，以便确切地了解毛的用意。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丰泽园。周将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了刘少奇，希望刘能去毛那里请教如何指导方兴未艾的文革。这样，周可以从中看见毛的喜恶和动向。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商量怎么办，那将是一个局面；如果毛泽东根本不和刘少奇商量，那就是要把刘打倒。 　　刘少奇听了周恩来的鼓励，马上求见毛泽东。混乱的北京，风起云涌的学生造反，使刘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你总得让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知道个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刘少奇象个听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门外。地位上的一点差别，使刘少奇低人一等。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象在山麓的小草仰视顶峰的积雪！他站在那里，如臣子等待圣上的旨意。刘少奇产生过一种想法：不如干脆将这种局面交给某个会议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兴。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无法保全尊严。 　　可是他最终还是压制了自己，检讨了自己的急躁。他还是设身处地地考虑毛泽东的打算，也不得不考虑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在实力方面，刘少奇都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军队力量。再说，无论谁下去，都很难向群众交代。提出裁判和公开挑战，其实是一回事。 　　警卫出来告诉刘少奇：主席刚回来，很疲劳，需要休息。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不乐地朝自己的家走去。刘少奇是一个心智有余，胆量不足的领导者。软弱注定了他可怜的命运。对待魔王，你不能太温和，你要胜利，你要生存，就必须使用对方一样的方法，而且必须更狠更绝。 　　在中南海美丽的石径上，走着一双沉重的脚。夏天的夜晚，将潮湿的月晕就象不经意的水彩画，将模糊的月亮衬托得非常神秘。从冬青叶子上反射出来的散淡的月光被陆续过来的灯光所吞噬，生灵在现代发明中显得如此受气。北京的月亮曾经是那么美好，特别是衬托着紫禁城的古老的垛口的时候。可是现在没有欣赏的心境了。 　　沉重的脚步，预兆着未来的不祥。 　　周恩来得到消息是：就在刘少奇吃闭门羹时，精神饱满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 　　次日，毛会见刘少奇、邓小平，批评说：“北京的运动冷冷清清；很多学校的门都关了；派工作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呢？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毛宣布工作组压制了文化革命。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包庇了坏人，干扰了向走资派的斗争，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两天后，刘少奇在北京大专院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作了检讨。周恩来热情地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革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刘少奇表示希望把上段工作说清楚。毛知道刘要说派工作组是经他同意的，因此拒绝给刘少奇提供机会。让谁讲话不让谁讲话，根本没有程序规定。谁是最高领导，谁就是全部程序的代名词。他不让你说话，历史的浪头就一下子将你埋没了。 　　八月一日，毛写信支持北京学生。 　　三天之后，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象个暴君一样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刘、邓很不耐烦地招架。权力斗争的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如果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将不服和抗议付诸行动，就会有突发事件出现。这是个重要时节。毛泽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关节，于是指示将情况通告林彪。 　　从政治中心刮起的台风，吹到了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那里。 　　八月六日，林彪直飞北京。 　　林彪一下飞机，就将消息转达到毛泽东那里。 　　林彪好象一尊护法神。他的到来，使毛泽东完全放心了。 　　毛泽东立即决定把他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张贴出来。 　　别看只有二百三十多个字，可那是一张战书，当时谁看了都得发毛！ 　　周恩来看了大字报，整个晚上都没睡觉。他想去毛那里摸个底。邓颖超说：“我看那样做不好。如果主席说的是你，你又当面问，那该多难堪。”周恩来想：我就是要这样来个当面试活。如果是，我好想法子。如果不是，我也放心了。该虚与周旋的周旋，该当面戳破的当面戳破。暧昧是不行的。他看看妻子，说：“我喜欢坦白，还是有话说到当面吧。”邓颖超说：“你要小心。”周恩来说：“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讲究实事求是。如果批评的是我，也是一种教育帮助嘛。不过我相信不是我，至少主要的不是说的我。” 　　次日，周恩来见到毛泽东，象个不经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诚惶诚恐地问：“主席，您的大字报，我看了。主席是不是指的我那个‘马鞍形’？您看，我要重新加深认识吗？”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当时周恩来领导制定钢生产指标。因为前一年的产量过高，影响了其他计划的执行，周就将当年的计划降低，调整一下产业结构。如果搞得好，下一年可以提高。如果不行，到时候再说。当时为了免受激进派的指责，周故意将后年的指标定高些，使三年的生产坐标看起来象马鞍形。毛曾经批评周恩来的那个计划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毛很爽快地否认道：“你担心什么，那算不得一回事。” 　　谢天谢地，没有我的危险。周恩来放下那颗惴惴的心，小心地将喜悦藏了起来。他打开提包，向毛介绍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准备情况，就匆匆告别了。 　　在八月八日的中央会议上，周站在毛一边，通过了《十六条》。 　　《十六条》通过后，春藕斋开始萧条。 　　为了给敬爱的中央首长调节精神生活和锻炼身体，空军文工团奉命培养了许多漂亮的女子，作为首长的舞伴。空军文工团当时在同福夹道七号。那个漂亮的楼房，原是曹汝霖七姨太的公馆。这里选拔的舞伴都是政治可靠、身段美妙、会陪伴首长的姑娘。他们被送到一个叫春藕斋的地方，陪首长跳舞。 　　春藕斋里有个很大的舞台，但通常没有什么节目表演。首长们只喜欢跳舞，不喜欢看节目。春藕斋内的大舞池，可以容纳上百人。那时虽然已经有录音机了，但很多人不喜欢那个洋东西，所以只用了两次，就再也没用。平时都由小乐队伴奏。当高雅堂皇的音乐响起，首长和舞伴们的脚步一起飞旋起来，衬托着高贵的壁毯和打蜡的地板，春藕斋呈现出一幅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升平歌舞图。 　　后来又在室外修了荷花池和宽大的舞场，夏天屋里闷热，男男女女就到外边跳。 　　朱老总总是一副军人风采，腰板挺直，步子很大。毛泽东亲切，每次都能记住他邀请的舞伴原来坐的地方，跳完了舞一定把舞伴送到原来的地方，并且点头致礼。刘少奇态度和蔼，长者风度。王光美有一次还教育女孩子怎样防备坏人的袭击。 　　毛有时象个孩子。有一次，他手上什么地方破了，结痂后还是很痒。他象个委屈的孩子似地不断地挠。舞伴问他，他不好意思地把手藏到背后。当他知道自己对舞蹈的艰苦所知甚少时，会诚恳地向舞伴表示歉意。有天晚上，舞伴告诉他，文工团发生事故，演员从高处摔下来，把头戳进脖子里边去了。毛一脸不忍地说：“别说了，别说了。”跳舞休息时，一女孩掏出手绢擦汗。毛看了那手绢说：“这是手绢吗？还有这么好看的手绢啊！”那满脸好奇无限新鲜的样子，象个孩子，把周围的人都逗笑了。那些亲身接触过毛泽东的舞伴，都相信毛的天性是善良的。 　　到六六年八月，春藕斋跳舞的越来越少，后来只剩下毛和朱德。后来朱德也不来了，只剩下毛泽东，形影相吊，无限凄凉。他眼皮浮肿，总是非常疲劳的样子。大家兴致没了。毛大都是只跳一圈就走。医生不允许，他只好默默地打发时间，看上去非常狼狈，心事重重，内外憔悴。 　　虽然还是那个毛家湾，但已今非昔比。原来分成三部分的院子现在全部由林家使用。由于林彪的地位，毛家湾成为仅次于中南海的政治重地。进出毛家湾的车辆也有了变化。为了首长的安静，附近的十五家民房都搬走了。除了一号门之外，林家大院又开了两个门。 　　可是对于林彪，好象一切都没改变。他还是那样听文件，那样一边思考一边咬干炒黄豆。有时他会停止咬黄豆，拿出火柴来划，一根熄灭了再划一根。从熄灭后的火柴头上所散发出来的带硫磺气息的烟雾，对林彪来说，就象海洛因对于大烟鬼似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到处都在揪斗冲击省委，秘书把这些当成大事。林彪听秘书老讲这些情况，很不满地说：“今天这个省委受冲击，明天那个省委受冲击，都一样。我要新情况，新苗头。” 　　天下大乱，军队的地位迅速升高；越混乱，林彪的地位越重要。有些学校要求林彪支持他们。北航学生绝食团向“林办”发来求援电报。林彪说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不予答复。”林彪不要管这些鸟事。他的战略目标非常集中：一心一意配合毛的战略布署，将天下搞得让刘、邓守不住，然后把毛泽东失去的权力活生生地再夺过来。 　　叶群的神采却比以前飞扬多了。在她指挥的车库里，终于有了喀地拉克和奔驰，唯一的一辆红旗是防弹保险汽车，只有林彪出去转车时才用。 　　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林彪家里忙得不可开交。叶群为了能使林彪恰恰在主席到达天安门之前到达，命令司机一定要摸清路上需要的时间。司机们被叶群训斥过，因为有一次林彪到得比毛晚了一分钟。为了落实叶群的指示，司机们只好不惜时间和汽油，来来回回地跑，一次又一次地计量。 　　叶群规定林彪和主席保持一定的距离，呼口号要用力，不能忘记小红书…… 　　林彪朝她瞪眼，说：“说话莫罗嗦。” 　　九月十八日，林彪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 　　林彪尾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红旗和毛泽东的大小画像组成了如血的海洋。自己已经安全的周恩来从容地指挥着整个组织系统，忙碌中显示出心无二用的忠诚和鞠躬尽瘁似的辛苦。 　　从毛泽东的第一个微笑中，林彪就看到了朋友间那种心有灵犀的理解。为了这种相依为命的关系，林彪宁肯肝脑涂地。几十年来，他就是紧跟这个人的。事实证明跟对了。这是一个多么有胆量多么有远见的领袖！无论在处境艰难还是形势顺利，他都有自己的创造。他的高大的身躯和丰富的内心是中国的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如果说他是一条龙，我们能够作他的一鳞一爪，足矣。 　　毛泽东在台阶上回头对林彪说：“怎么样？”林彪不知道毛说的是什么，可能是指的身体健康状况能不能爬上高高的台阶，也可能是指的当前形势或者接见红卫兵这件事，不管怎样林彪都回答：“走，没问题。” 　　毛泽东向城楼上所有的人挥手，算是打招呼。然后他走向栏杆，以他那特有的风姿向云集在广场上那些被愚弄的蚂蚁挥手致意。无数的蚂蚁发出巨大的声音。由周恩来安排的一个女红卫兵小将，激动地跑上天安门，向毛献上一条红领巾。 　　毛问：“你叫什么名字？” 　　女学生说：“我叫宋彬彬。” 　　毛泽东嫌这个名字太文弱，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这时毛需要的是“彬彬有礼”的对立面，那就是造反和混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有目的、有节制的混乱，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和坚强的道德凝聚力。代表这两种东西的，就是现在站在一起的林彪和毛泽东。他们的合作，将中国的历史推向一个奇特的天地，创造了别的国家没有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毛泽东不从二线杀回来，中国会怎样？如果在毛林合作前，刘少奇就通过正常的会议将毛废黜，会怎样？如果林彪支持刘少奇，或者支持刘少奇的军队力量及时站出来，会怎样？ 　　如果那样，那段历史可能完全不同。 　　可惜，历史不容许假设。它就象一个拍卖行，到了那一步，贵贱得买，贵贱得卖！ 　　林彪讲话了。他那特别尖利的声调听起来有点象阉人，但手势依然有力。他的话就象火上浇油一般，将那些蚂蚁烧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疯狂了，北京失去了理智。红旗飞舞，热泪盈眶，颠倒迷狂，到处是激烈的标语，吼叫声惊天动地，革命淹没了一切。 　　毛很激动。在北京的公众场合，他曾经哭过一次。那是四八年他和他的军队开进北京城的时候。千百万北京市民对人民军队的热烈欢迎使毛泽东再也无法平静，他当众痛哭流涕。使他动情的是共产党的胜利，这个胜利也是毛本人的胜利。几十年的奋斗，多数的岁月是在战马上渡多过的。战争，战争，每一颗枪，每一粒子弹都未曾放弃过。其中多少政治的风险，苏联、美国、蒋介石、日本鬼子、各路军阀、无数的山头、党内的纷争，一切都对付过去了。几十年的颠沛流离，几十年的酸甜苦辣，终于胜利了。照传统的看法，一个新朝代到来了，一个新帝王出现了。三十一年背乡离井，抛家弃亲，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所有的辛苦都如愿以偿…… 　　那天的痛哭，毛泽东自己也难以忘记。 　　林彪讲话以后，他对林彪又提起当年进城时候的激动。林彪说：“在伟大的胜利面前，我象主席一样激动。仗没有白打。”毛泽东神情严峻地说：“形势大好。不能松懈。我呀，一辈子可能就只干这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了那个小岛上，二是现在的文化革命。头一个是成功了，第二个还说不定。” 　　“主席看，人民是紧跟您的。你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毛向林彪伸出温暖的手。林彪的冰凉的小手使毛打了一个寒战。 　　在毛泽东那张巨大而肥厚的手里，林彪感觉到的却是帝王的信任和鼓励。 第八章 贵族面目 文革的烈火使北京看起来异常动荡。 　　秩序被打乱，贵族们的梦境不那么安详了。 　　也许你不这样想，也许你还崇拜那些沙场征战的将军，同情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这难怪，许多文学作品将他们描写得非常高大，而你或者你的父母确实曾经得到过中共政策的恩惠。这都可以理解。我就是你，我曾经就是你们中的一员。 　　但事实上，掌权后的共产党发生过一次普遍的意识形态大变动。这次变动是无声无息地进行，悄悄地完成的。变动发生在建国以后，变动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关系。这个变动可以称之为忠君运动。 　　胜利了，进城了，战马换上了汽车，草鞋换上了皮鞋，手枪换上了大印，延安的窑洞变成北京的中南海、紫禁城。当年兵戎相交的硝烟战场，现在变成了礼炮、仪仗队和红地毯，变成了灯红酒绿的宴会和歌舞升平的焰火和美女如云的大厅。 　　而外在的变化和意识的变化大体是同步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因为胜利而迅速将党的领袖神化了。传统的真命天子的画像悄悄地移动，覆盖在毛的形象上。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地重合了。起步于乡村，揭竿于草莽，这是几乎所有帝王的发迹的起点；疆场驰骋，征战南北，这正是天子创业之路；不得意时避难于陕北，十二年生聚，十二年牺牲，生产自救，卧新尝胆，不正是周文王的故事吗？一旦羽翼长成，便暗渡陈仓，力下三秦，不正是汉高祖的写照吗？如果不是帝王，怎会有那样魁梧身材？果然龙颜天相，连韶山的风水都反映了天子之气。一切都顺理成章，天命如此。 　　他赢得那些战争，不是偶然的，历史上要几百年才出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物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了的。那是命中注定的福气。他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话和皇帝的圣旨一样，他的生命就是现代的龙体。一切的一切都要听他的吩咐，听他的裁判。和他顶牛是有悖于传统的行为。他既能胜利指挥过去，就能正确地安排现在并完美地构思将来。 　　于是在承认和确立了毛的地位以后，所有的革命战友都顷刻成为毛氏王朝的臣子。皇帝被确立的同时，贵族也就确立了。战将变成权臣，谋士变成了幕僚，大小走卒都加入了那个贵族队伍。他们利用思想与文化垄断的便利，互相称兄道弟，起了一些可爱的名字，老总、老帅、大姐、同志，等等。 　　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将领和谋士，而是帝王的家族成员了，即使他们有时与平民一样喝麦片粥，走平民走的田埂，但他们仍然是贵族。当他们不愿喝麦片粥而要喝明代的陈年老窖，或者要坐专机去大江南北旅行时，任何平民也没法攀比。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广泛的选择性和决定性，还拥有所有法律的解释权。他想叫你舒服一点时，你会得到赏赐的自由；当他想控制你时，那个天罗地网随时都能置任何人于死地。他们不仅剥削人们的物质创造，而且还强占整个社会的文化财富。它的宣传机器不断地散布宗教式的欺骗，叫人们拥护新皇帝和新贵族，遵守他们的秩序，有时甚至动员人们愚昧地贡献生命，引诱我们美丽纯洁的姐妹牺牲贞节，还说这一切都是“自愿”和“光荣”！ 　　这个队伍在形成之初，是铁板一块的。外部的危险和内部大量的利益分配，使他们不能也不必要有纷争。但不久，那些已经到手的利益就变成天经地义的，新的利益分配使他们各个部分都感到不公平。于是矛盾就表现出来。由于农业社会和农民的特点，农民文化产生的党派在行为上缺少资产阶级那种讨价还价的妥协精神和民主制度，各派之间的斗争往往非常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在巨大的政治开阔地上，没有商量，没有让步，没有精明和机智，只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领袖、老帅、革命家这些词语，那时已经是贵族的概念了。 　　贵族的三大特点：政治上的世袭领地特权；经济上吃俸禄；文化上的血统观念。 　　只要比较一下这三点，就会发现革命家与贵族一模一样，不过染了个红色而已。他们的头头是终身制，次一等的也基本上是世袭。尽管口号是平等和公道，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拥有比平民多得多的机会和道路。他们吃着工资，享受着种种特权，连医疗证都是不同的，还有特供商店和俱乐部。工人有什么？农民有什么？除了干活，什么都没有！看那些自称革命家的贵族们，多么伟大！他们的每个成员，个个都是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领地的王。在那里，从天上的飞鸟到地下的蚯蚓，都属于他们。他们几乎想干什么都行，平民却什么也不能干，因为他们说平民的一切都由他们代表了。为什么他们可以代表，因为他们是一种血统。他们在所有的传略中都将自己写成具有天生革命血统的人。具有这些特点的人，不是贵族，又是什么呢？ 　　然而北京的新贵族大都是土贵族。他们没有脱去乡村的蓑衣，就换上了列宁服或中山装。这个变化使他们还无法良好地履行传统贵族的责任。平时，他们能够互相关怀，尽量地悄悄分配利益，互相达成谅解。但是当危险到来的时候，他们就慌乱紧张，失了应有的仪态，贻笑大方了。贵族精神的实质中包含了讲究名分和尊严，也讲究责任和同情的内容。他们喜欢偶尔对平民显示居高临下的关怀，以便验证自己的地位，表示自己的优越，尽管他们对平民的利益是漠视的。北京的土贵族连这点也做不到。他们在动乱到来的时候，互相遗弃，互相责骂，互相揭发，很快就溃不成军。中国的这批人，在起义成功前发挥了农民的优秀的一面，坚韧顽强，朴实诚恳，节俭勤奋，英勇善战，等等。但是，成功以后，他们常常马上暴露出农民和市民的双重弱点：好大喜功，得意忘形，奸诈油滑，贪婪挥霍，不求进取，津津乐道于自相残杀，不顾老百姓的生计与死活。同时，他们还渐渐学习到传统贵族道德上的虚伪和文化上的封闭。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并且花点时间刻意观察，就能发现那些自以为十全十美土贵族实际上狗屎不如。 　　出身平民，充满野性的毛泽东热衷于农民的理想，并不甘心走旧皇帝的老路。他既是当代贵族的精神依靠和体制资源，同时又对贵族具有很大的威胁性。前者，在意识到自己是钟馗；后者，他还是要打鬼。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不习惯程序，希望获得自己的绝对的自由，这不是本分的贵族的保守风格。他对平民有蔑视的精神，但也有亲热的感情，他的血液是用韶山农民的染色体造就的。进入北京以后，他使用贵族的权力，去奋斗一个穷人的荒唐目标。他看不起贵族，也不愿意保护贵族，尤其是那个时候。 　　当时能够保护上层这些上层贵族安全的，就只有周恩来了。毛、林正嫌天下乱得不够，恨不得将那个秩序打翻，弄它个底朝天呢！他们当然不愿保护坛坛罐罐。城门失火的时候，顾不上池鱼了，在所难免。愿意保护贵族而又具备权力和文化条件的，其实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周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如果能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保护那些人－－那些可以写进历史的有价值的人物－－他感到甜蜜、幸福、值得。 　　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北大红卫兵冲进政协、人大常委章士钊家中，把章吓得面如土色，眼睛发直，嘴唇发青。他找到周恩来，哭诉了悲惨的情景。周募地站起来，说：“这还了得！我马上去找主席去。” 　　周恩来对文化界的上层分子很注意保护。一发现这样的事情，他就不由得激动起来。他觉得责无旁贷义不容辞舍我其谁。但是，谨慎而聪明的邓颖超打了个手势，把他止住了。 　　章士钊看见了，悲伤地说：“小超啊，难道你看见这样的事情能无动于衷吗？” 　　邓颖超说：“老人家你放心，这件事我们不会坐视不理。你等我们的消息吧。” 　　章先生走了，邓颖超才对周恩来说：“你这么就去主席那里，他会怎么想？如果落下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感觉，就是非常危险啊！”邓颖超的话提醒了周。周想了想，打电话给章先生说：“群情见上达，然后下行。现在受冲击的不止你一个人。如果章老能带头反映一下，我就好办了。主席欠你的人情啊。” 　　当年毛泽东穷困潦倒时，曾向章士钊借钱。尽管那时毛名不见经传，但章士钊不愧是有眼光的人，他预见毛泽东大志有成，当时不过是英雄处于危难之中。于是章当即借给毛一万块大洋。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大很大的，现在也还不能算小。解放后，毛不忘他的恩情，每年给章先生一万元人民币还债。 　　根据周恩来的提示，章老向毛主席写了信，恳求毛泽东“在可能的范围内支援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接到章老的信，当即批示：“这类人应当保护，请总理酌情处理。” 　　周恩来一看主席的批示，笑着对邓颖超说：“果然不出你之所料。” 　　根据毛的批示，周不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保护了一大批名人。他们被接到北京三□一医院去休息，以免红卫兵的侵扰。周恩来、邓颖超为此用心良苦。当时有些人脾气倔强，不肯离家，如傅作义、蒋光鼐、何千里等。邓颖超就派解放军化装成红卫兵，到那些人家去说服。这些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理智，更多的是出于感情。本能告诉周恩来，那些人才是他们的朋友，才是他的权力基础。当这些人有难时，周恩来会有一种冲动，那是发自潜意识的热情，是他的精神本能。当红卫兵要冲击宋庆龄住宅时，邓颖超甚至义无反顾地奋勇当先，堵住宋氏家门。 　　读者应当没有忘记：在大量农民饿死的时候，邓颖超问周要不要向毛泽东报告，周为了自己的安全，阻止了妻子的行动。周大概认为那些微小的生命绝对不能和贵族相提并论，或者说，因为那些生命而阻挡毛泽东太不值得。 　　毛家湾的幽暗的林彪办公室里，秘书正在给林彪讲文件。 　　“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一些学校中的高干子女学生，组织了‘红卫兵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他们的口号是：‘*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难道那些立过赫赫战功的老前辈都错了吗？’等等。” 　　“详细一点。”林彪很注意这个情况，希望了解得多些。 　　何一伟没有细致的文字细节，只好根据记忆向林彪讲述当时甚嚣尘上的关于血统论和特权的争论。一九六六年底，社会上出现了一幅著名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浑蛋；横批是，基本如此。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血统优越论。 　　当时与这个组织对立最厉害的是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里的学生多数出身于中下层知识分子家庭，激烈反对贵族特权。联动的对联中所说的“英雄”其实就是指那些参加共产党和国内战争而现在当官掌权的人。这两个学院的学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根正苗红”，但是并不认为共产党血统高尚。他们对这个对联和整个联动的方向持激烈反对态度。当时在北京敢于集团性地反抗这种血统论口号，与贵族子弟对抗的，就只有这两个学院。两个学院是联动势力的眼中钉，也是当时平民意识的堡垒。 　　秋天，北京发生了中学红卫兵包围美术学院三天三夜，进行出身问题大辩论的壮观场面。出来辩论的，先要讲什么出身。如果出身是“黑五类”，就证明他们当然是要反对血统论的狗崽子；如果是出身“红五类”的，就被诬蔑为叛徒、忘本、糊涂虫。 　　何一伟还插叙了一个小故事。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参加了反对血统论的辩论。她一上台，对方（即联动）问她是什么出身。邓林不说，不好意思。对方硬*，她说“我的出身很好”。下边以为她不敢说出来，就开始嘲笑。邓林只好说：“我是邓小平的女儿。”当时邓小平如日在中天，是主持中央工作的二号人物，照联动的观点，当然的英雄，可他的女儿却不相信血统论。邓林说：“马克思、列宁、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出身，那怎么解释？”把对方给镇住了。 　　“邓林说得对。”林彪说：“归根结底，那些人是对文化革命不满。毛主席说过，我们党内有个贵族阶层，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的就是要整那些人。这些孩子就是那个贵族特权阶层的保皇派。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孩子，是不会拥护这种反动的血统论的。联动为贵族老子翻案，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根据林彪指示，公安部长谢富治宣布该组织为反动组织，将一百三十九人打入半步桥监狱，其中有董必武、贺龙和陈毅的儿子。 　　林彪和叶群也没放松贺龙。林彪把罗长子处理掉后，由于周恩来玩弄政治功夫，将大事化小了。贺龙调动军队的事被确定是“为了维护北京秩序”，“谈不上和三十八军对抗”，“没有搞政变的意思”，过去了。林彪相信，虽然毛泽东暂时把贺龙放下了，但并没放心贺龙，毛泽东不放心任何随便动枪动炮的人。 　　六六年九月的一个晚上，叶群将人民大会堂的警卫队长老宋叫来。 　　叶群对宋队长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贺龙是黑司令部的，想搞政变，对不对？” 　　老宋说：“我们听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我们紧跟红色司令部。” 　　叶群说：“贺龙二月兵变失败后，在体委系统销毁一百二十部电台的事。你知道。” 　　“知道是知道，可也是听人家说的。”老宋支支吾吾地说。 　　“打倒贺龙，揪出坏头子，就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消除一个大隐患。是不是？” 　　叶群按照和小孩子讲话的逻辑朝下推理。老宋只能点头，不能摇头。 　　叶群对宋队长说：“那么你就写个揭发材料吧。” 　　宋队长犹豫了一下，说：“事情是有。揭发材料叫别人引用我的话写吧。” 　　叶群已经防备这一手，早就故意安排秘书何一伟在场。 　　何一伟根据叶群吩咐，写了一份证明：某月某日，我亲自听宋队长说，贺龙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 　　何一伟是个精明的人，他怕这事属于捕风捉影，将造成一位将军的冤枉！万一这个案子是污人清白，贺龙要整何一伟，那还不等于捻死一个蚂蚁！再说，致人冤屈也有违良心。他写完证明后，于心不安，在关键的句子下偷偷划了黑线，又写了个字条，说这些话是受叶群指示写的。 　　幸亏叶群没有发现那个字条。她把材料随便翻了翻，就心不在焉地放进档案里边了。何一伟知道，如果被发现，他的下场会非常糟糕。这些秘书啊，个个都是在虎狼窝里混日子。主子好，他们不见得怎样飞黄腾达；主子垮台，他们却一定没有好下场。 　　就在何一伟忐忑不安时，住在反帝路十七号的贺龙要求会见林彪。叶群一听说贺龙要来，吓坏了。她对警卫说：“贺龙有个小手枪，如果他向首长开枪怎么办？这个人没有文化，最近首长开军委常委会又没让他参加，还有……能有不透风的墙吗？他一定是恨死首长了。当然这个人实在很够呛。不仅搞兵变，而且诬蔑我们首长，说什么：一个怕光、怕水、怕风的人，怎么能带兵打仗等等。反正情况很危险，你们要注意保卫首长。” 　　警卫加紧准备安全措施，各种方案，各种可能，各种后果。 　　林彪并不知道这些。他在大会堂浙江厅会见了贺龙。 　　何一伟问林彪：“首长，要不要记录。” 　　林彪挥手拒绝了。他在客厅里单独和贺龙谈话。 　　就在那墨绿色的帷幕后边，是十几只油亮的枪口。 　　贺龙苍老多了，神情憔悴，背都驼了，完全没有电影上说的那种叱吒风云的豪爽。林彪和贺龙对面坐在客厅里，就象两个不需要寒喧的老朋友。贺龙说：“自从进入六六年，我就倒霉。人家说六六大顺，我怎么一点也不顺？”林彪稍微欠了欠身子，没说什么。贺龙继续说：“有些事情我弄得不好，需要检讨；但也有些事情，是根本没影的事。别人栽赃到我身上，简直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洗不清，我也就不洗了－－哪里都有屈死的鬼！” 　　林彪轻轻地叹息，好象同情贺龙似的。 　　叶群布置何一伟去帷幕后面偷听，何一伟不敢。 　　叶群轻柔地说：“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怎么这么胆小呢。” 　　看见何一伟不动，叶群又说：“在我们自己家里呢！如果叫你去执行别的任务……” 　　何一伟只好遵命。但他要求和孙志民一起去，将来有个说明。 　　叶群说：“也行，一个人记一句，回来凑齐。” 　　何一伟和孙志民找了笔记本和钢笔，被叶群夺下来扔了。 　　两个人做贼心虚地靠近帷幕，那里的士兵对他们挤眉弄眼。 　　林彪说话了：“北京很复杂。但是，快有眉目了。” 　　贺龙说：“我到底也不知道文革为什么要弄这么大的动静。”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我们要紧跟。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大概因为林彪的话太笼统，贺龙又回到具体问题上来。贺龙说：“国家刚建立十几年，即使这十几年什么都正常，也还不足以具有强盛的国力。现在又动大手术，如果破了元气，将来就难以恢复。” 　　林彪说：“就象打仗一样。总要有所消耗。不损失一些，就没有胜利。” 　　不知谁弄出一点声音，虽然不大，但何一伟和孙志民都听见了。 　　他们怕再弄出什么动静来惹得林彪不高兴，就悄悄地撤出去了。 　　叶群问秘书们：“你们听到了什么？” 　　两位秘书搜肠刮肚地汇报了。叶群说：“不可能，不可能。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谈个人问题的嘛，怎么会只谈国家利益，不谈自己的事呢？” 　　何一伟说：“贺龙说了，洗不清就不洗了。” 　　叶群说：“再去，你们再去，下面肯定就是谈那个兵变的事情了。” 　　这时，林彪喊叶群送客。 　　叶群看见贺龙和林彪紧紧握手，觉得很奇怪。 　　贺龙走后，林彪对叶群说：“你这女人，不要小人见识！” 第九章 将相不和 文革的烈火彻底地被扇动起来了。 　　青年学生年轻幼稚，血气方刚，本来就易于驱动。加上这批人受革命教育和红色熏染多，容易参与反“四旧”之类的活动。当时，升学机会已经被剥夺，学生也没有什么好干的。最初，很多人希望以积极参加文革获得良好的政治评语，以便将来参加升学考试，或者入党入团。再说，学生出身大多是平民，对秩序和等级本来就反感，他们不满现实，斗争贪官打倒掌权者，可以缓和对官僚与社会的不满。毛泽东对这种一举两得的情况，是早就琢磨清楚了的。利用红卫兵制造大乱，毛泽东胸有成竹。 　　红卫兵的纲领其实只有一句话：跟毛主席干革命。青年人将下面的口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关心国家大事，防止修正主义；革命不是绘画绣花；青年人要到大风大浪中锻炼；斗争可以免疫；不要怕犯错误。 　　不难看出，他们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精神上还戴着沉重的宗教式的枷锁。 　　最初的组织成员是讲究出身成分的，尤其是官办红卫兵。后来，动乱需要更多的人，组织上就不能管了，谁想参加都能参加，不准参加红卫兵谁就是压制群众。稍微有点组织能力的，都可以自由地组织红卫兵团体，只要写明该组织的任务是革走资派的命的就行。基本上没有批准手续，只要有名称、旗帜、袖章就行。后来有了派别，才产生了联合与上下组织挂钩的关系。 　　当时红卫兵的主要的派别有：造反派，保皇派，消遥派三个派别。 　　红卫兵做了什么？前期破四旧活动中，红卫兵热衷于更改地名、人名、校名，焚书、毁庙、打击出身不好的教师等，还有很多抄家打人行为等。这些其实都是在工作组的指挥下干的，后来清算造反派，也都算在个人身上。所谓立四新，主要是搞毛泽东的崇拜，语录、像章、请示汇报，打击小业主，反对服务中的等级，如澡堂不分雅座迟座、理发店不烫发，饭店不准办酒席等。不准赌博、游戏、穿高跟鞋等。不准穿奇装异服，不准住太大的房子，三轮车工人要减少；报纸杂志不能发稿费；黑五类要下乡劳动改造；结婚不能送彩礼，戴耳环坠子也不行；戒烟戒酒，严禁叫洋名称；使用简化字。等等，不一而足。 　　工作组撤销以后，红卫兵的曾经忙于串联，到处旅游取经，热闹了好一阵子。毛泽东所希望的文革局面，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全部撤出大中学校后才正式开始的。这个阶段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自由结社。 　　如果说文革还有些价值的话，这个“结社自由”是其中之一。虽然，可以说那种结社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但是那主要是内容。结社这个形式本身还包含着更丰富的意义。它象征着一种权利，红卫兵从中得到了这种权利意识。它是一种自由，使用这个形式的学生和工人、农民、市民、干部，都享受了这个东西的味道。同时，它又是一种难以清楚的抗体，当集权和专制的病毒重新加诸他们身心时，这个曾经起作用现在仍然在身体内的抗体就会抵抗，保护自己的身心权利。 　　这个自由结社的灵魂占据了文革整整一代青年，甚至更多的群众。尽管它是中共和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甚至是利用学生参加搅乱社会的活动，但是政治权利的出现和行使，都是在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用中进行的。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学生得到了学生的。毛要在动乱中打破刘少奇的秩序，夺取刘少奇的权力。青年人可以在自由结社中渲泄被集权制度压抑的苦闷，他们没有必要为了刘少奇而牺牲这种权利。 　　自由结社所动员起来的政治热情、权利意识和反抗力量，使那一代人对文革难以忘怀，这也是统治集团中最保守的分子始终不敢放心那一代人的原因。陈云三番五次地告诫，不要使用那些当年当过红卫兵，组织过造反社团的人作了接班人。他们，所有的中共贵族都视自由结社为洪水猛兽。只要允许自由结社，这些社团之大多数都是难以为中共控制的。自由是专制的天敌，是中共的咽喉所在。中世纪贵族在持剑上阵前，首先要用盔甲保护咽喉和心，社会也是这样。 　　上海的自由结社，造就了几个甚至几十个规模庞大的群众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上海首先出现，是不足为奇的。那里的自由意识是跟着殖民者的船只、西方宗教、资产阶级文化一起进来的。他们得到的最早，而且多次实践过，一有机会，就会做得象样。 　　搅乱秩序，夺取权力，这是毛泽东的战略安排。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各群众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原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权。参加夺权的，有几百个组织。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 　　张春桥是市委干部，文革开始前就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姚文元更是早已在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名扬全国。王洪文当过兵，后来在工厂里当保卫干部，是文革中所谓直线上升的典型，不符合贵族规定的上升秩序。他们整理的材料说，王在部队里目无纪律，散漫，出外不请假，甚至在战争中一人出去抓鱼。领导上批评他，他就顶撞。他害怕艰苦的生活，困难时期曾偷吃老乡的咸菜和土豆。去过朝鲜，不敢打仗，灰心丧气，要求到乐队吹喇叭，极力要求回大陆。在上纺十七厂当学徒时，师傅教他技术，他不学，说他将来要吃政治饭。在保卫科当干事，想当副科长不成，文革就造反。 　　这些材料显然目的在于诬蔑丑化王洪文。但是也能多少看出来，王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当时在自由结社时期参加并领导造反组织的，大多是这种对旧秩序不满的人。还有很多人是多年来就感觉受压，迫切希望改变环境，希望轻松一下，所以参加运动的热情很高，行动起来也相当坚定。 　　上海夺权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单单张春桥、王洪文是不敢做出那样大的事情的。 　　毛迅速批示了上海夺权的报告，立即向全国发了消息，肯定上海夺权是革命风暴，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但他不同意将夺权后的执政机关称为“上海人民公社”。他知道这样的上下一起夺权，是会刺激很多人反抗的。没有军队参加，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毛泽东指示：军队应当支持夺权。军队、干部和革命造反派应当联合掌权。那个权力机关的名称，以叫“革命委员会”为好。 　　以成立革委会为目的风起云涌的夺权风潮席卷全国。最先成立革委会的一批省市是上海、黑龙江、贵州、青海、山东、内蒙古。两报一刊为它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论，从东北的曙光到西南的春雷，都给予极高的评价。这个夺权风潮迅速扩大，上到省市自治区，下到生产大队、车间和商店，都在夺权，连军队院校也夺权了。毛还嫌不够，几次发出可以向国务院夺权的呼吁，所有的堡垒差不多都拿下来了。 　　半年之内走完了这两大步，动乱与夺权。毛泽东很高兴。先前，他认为整个官僚体系都是为刘少奇说话，被刘少奇控制的。现在看来，那个盘根错节的大体系已经顷刻瓦解，全面垮台。政治的威胁原来没有那么大，人民还是听我的。他自己把敌人想得太强大了。这样大的战役，这样猛烈的炮火，这样巧妙的障眼法，一定是把老刘同志弄昏了。毛泽东不由得可怜起刘少奇来。他此时想找刘少奇谈谈。 　　一月十三日深夜，毛让秘书去接刘少奇前来谈话。 　　毛已经搬进大会堂的浙江厅，不住中南海了。有人说那是毛泽东故意离开那里，让红卫兵去折腾中南海，揪斗刘少奇。但是也有人说当时全国情况变化很快，毛又处于政治的欢畅情绪下，不想在丰泽园，而要到大会堂去指挥整个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来了，清秀的刘少奇已经瘦削不堪。他苍老了许多，完全失去了先前的精神。 　　他知道，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和毛泽东谈话了，也许是最后一次在这个院子里走动。所以，在走进那个四合院前，他注意留心看了一眼那里的树木、房屋颜色和地上的花草。他不能停止，也没能够记住任何东西。 　　“由于我的世界观……”刘少奇先检讨自己的路线错误。 　　毛泽东安静地听着。他好象不很注意刘少奇的检讨，随便地抽着烟。 　　“我承担这些责任。”刘少奇诚恳但无可奈何地说：“我要求辞去一切职务。” 　　“这个要求，等中央开会时再讨论吧。”毛泽东象一个猎人扒拉着猎物的皮毛欣赏胜利似的，显得轻松而自豪。他看着刘少奇暗淡无光的眼神，刘少奇马上就躲避了。毛泽东说：“很多人都希望对这个国家尽到责任。可是到底谁的药方适合病人，就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了。这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群众掌握了真理，就会选择，这是很残酷的。我们一起共事好多年，希望你能够把事情想清楚。对党有什么要求，也提出来商量。” 　　“我有两个要求。”刘少奇瞥了一眼毛泽东，口气温和而软弱：“我希望能够回老家，或延安种地，安度晚年。第二呢，希望这样能够促成文革早日结束。” 　　这话的意思显然就是：你搞这个绝户文革，不就是要整我刘少奇下台吗！我现在想清楚了。你早就想这样的，我还以为是意见之争呢。为了中国的生存，为了党和党的干部少受折磨，我现在就退下去，你的文革也尽快收场。那我就谢谢你了，谢谢啦！ 　　毛沉吟了一会儿，说：“有些话，你还是不十分理解。好好读些书，多思考点问题。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穷，要想跟着别人的路子走，是没有出路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理由讥笑另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不必怕资本主义。后人会误解我，说我是为了打倒你，剥夺你的权力等等。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道不同。你比我实际，但我更喜欢创造。我们党是保守了，现在似乎可以叫做保守党了，我看得改造。文革就是第一副药物。以后也许治不好病，那就只好死掉。也可能会吃另外的药，病治好了，但是党和国家变化了，也等于是死。我是对什么都不抱希望的，但是我又渴望胜利渴望成功。我有点性急。这方面，你比我好些。你不要灰心丧气。如果我的处方不行，就让你试试你的办法。所以，你现在也不要马上想到延安去到湖南去。先在家里读书，过去这一阵风，再说。” 　　刘少奇实在没有兴趣听毛泽东这些梦中呓语，更没有争辩的兴趣。即使不是这种政治处境，他也不想和毛争论。刘少奇对毛已经失去了兴趣。在刘少奇尚未抛弃毛泽东的时候，这种打击很叫人难过。可是现在不同了，他已经厌倦了毛，抛弃了毛，无论毛泽东怎样说三道四，都无所谓了。他失望的是，他的辞职并没有换来文革的收场，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诺言。当然，即使那就是毛的目的，他也不会说出来的。即使收场，也不会这样说明。 　　临行前，刘少奇已经没有任何怨愤了。 　　毛送刘少奇出门。这是对老战友，对新敌手的礼遇。 　　受到与没受到现代进步思想教育，是如此不同！在刘少奇离开毛的房子前，他有过一阵激动。无论怎样，只要还有一点对中国社会的责任心，还有关注民生的热情，不论使用什么方法，刘少奇都认为是同行是战友。他相信毛泽东搞文革，有与他刘少奇的权力之争，但也有思想的冲突。刘少奇承认，两个人的治国方针就是不同。毛泽东凭借理想，要把中国弄成一个奇怪的东西；刘少奇则按照经验，想把中国变得富强繁荣，和平、发展、繁荣。这都是理念。有理念的人总归是有社会价值的。所以，刘少奇临行前对毛的一瞥中含有这样的意思：老兄，既然你觉得你的处方好，就按照你的做吧。但愿你能成功。 　　刘少奇的内心还是那种谦谦君子的风度。他不记恨同事，更不记恨战友。 　　和刘少奇的想法完全不同。毛看着刘的远去的背影，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一个国家主席，一个羽翼丰满的在上层有着盘根错节势力的刘少奇，就这样被我一下字搞掉了。原来打算的就是一年半到两年，如今一年就实现了。我还是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毛泽东得意洋洋地说：“今天，我要喝点酒！” 　　警卫问道：“主席今天喜欢什么酒？” 　　“五粮液！”毛泽东叫道。 　　夺权结束，军队全面介入革命委员会，武装力量的地位大大升高了。 　　刘少奇政治生命的完结，预示着林彪地位将当然地上升，取代刘少奇。 　　然而这时的林彪，却变得紧张不安起来。毛家湾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个变化。林彪近来急躁、敏感、经常发火。他对毛泽东和江青，对造反派，甚至对家族内部的事情，都表现出极度的敏感，有时甚至很脆弱，沉不住气。这些，都不是他的性格特点。 　　林彪学着毛泽东，对红卫兵相当客气，说过很多好话。可是一九六七年，正当红卫兵吃香的季节，林彪第一次对红卫兵发火了。原因是空军的造反派揪斗了邱会作。林彪听说邱会作被红卫兵抓起来批斗了三天，大发雷霆。他立即签发了一个小纸条，命令马上释放邱会作。林彪的作战风格就是不惜牺牲一切。如果红卫兵不听话，说不定林彪会采取什么措施。他要保护自己手下的将领。所有的大将都是这样。 　　为了执行方便，叶群没有直接执行林彪的命令。女人有女人的缺点，比如说话罗唆等，但是女人有女人的长处。她们做事往往比男人细致，容易被人接受。男人讲究目的，女人更讲究手段。叶群先去找陈伯达，让他代表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指令上也签了字，然后带着联合指示去找红卫兵交涉。 　　林彪知道了这件事，把叫叶群喊过去，严厉地命令道：“你给我说明情况。” 　　“首长的命令，当然是一定会执行的。但是现在呢，不是要讲究军政军民团结吗？我当时多了个想法，如果陈能代表中央文革签个意见，就更顺利是不是？我们的东西，如果和中央文革一起发，就更容易执行。”叶群说。 　　林彪说：“没有必要！” 　　叶群不了解林彪为什么对中央文革的人那么反感。是根本看不起那些人呢？还是知道将来会和他们发生什么矛盾，预先得有所戒备。古代的功臣一般都和朝廷内戚有冲突，不知林彪和江青他们一伙也有这种天然的芥蒂。再说，当时军队中的老将对中央文革都是嗤之以鼻的。这会不会影响林彪的想法？ 　　叶群弄不清楚。但她不烦恼，因为想不清楚的事她就不再想了。 　　叶群依然和中央文革来往频繁。林彪一旦知道叶群在江青、陈伯达那边，会马上把叶群从钓鱼台十一楼叫回来。他不要叶群和江青、陈伯达接触。林彪十分反感那些到处投靠，喜欢串门子寻找势力的人。他不喜欢依赖，也不需要投靠谁。这个个人英雄主义者非常自信。他在政治上非常小心，靠经验和智慧处理问题。他知道，被任何一个倒霉集团牵连进去都很危险，而且这样的年头谁知道哪个集团会在哪个时候倒霉！再说，中央文革也在觊觎军队的权力。林彪对军权可不是不在乎，他不愿引狼入室。 　　然而林彪不愿将这些想法告诉叶群，他不信任女人。 　　得不到直接指点的叶群没这种悟性，所以并没和江青断绝来往。 　　江青后来要到了军队总政治部文化顾问的职务，还是叶群为她做了些工作。 　　一天，叶群在钓鱼台十一楼给秘书打电话，叫秘书向首长反映重要情况。 　　“最近，总理建议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主席同意了。事后才报告首长。”叶群在电话里说：“首长主持军委工作，又是国防部长，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先报告首长再报告主席呢？如果什么事都这样搞，那不是架空首长吗？这事是康生同志发现和提出的。此例不可开啊。” 　　林彪问秘书：“叶群在哪里打电话？” 　　“钓鱼台康生处。”秘书说：“十一楼。” 　　“不要跟那个康生来往。”林彪命令：“叫她马上回来。” 　　叶群只好马上回来。林彪一见到叶群就说：叫你不要和康生来往，可是你不听。” 　　“还不是要多了解点情况！”叶群不服地说：“刚才的情况，对我们不是很重要吗？如果老是不接触，就不会知道。” 　　“对人的评价，要看很多事。我告诉你，那个康生是个老鬼，你就是听不进去。你自己不会看人，没有悟性，别人说了也没用。古人说：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矣；与坏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康生就是鲍鱼。” 　　林彪好象很烦很累，歪在沙发上，不愿多说了。 　　林彪说了这么多话，叶群也很感动，好象听进去了。 　　林彪和叶群谈了大约半小时，话也说得差不多了。谈话结束了，林彪要休息。在他走向床前时，突然觉得军级干部会议确实是个大事，就约康生一起去看毛泽东。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并且谈了很长时间的话。 　　次日，周恩来来信说：“敬爱的林彪同志：关于那个会议的事情，完全是误解。是主席偶然地征求我的意见。我即兴式地提了个建议，而且当时特别请主席一定让您知道后，再做决定。主席说，他会告诉林副主席的。此事完全是误会，当然也是我办事不经心。必要的话，本人愿登门解释……” 　　林彪听完总理的信后自言自语：“总理是什么意思呢？” 　　叶群说：“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越权的意思。” 　　林彪呵斥道：“如果只是这个，还用得着你说！” 　　叶群自言自语道：“难道我们上了康生那个家伙的当了？” 　　林彪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 　　他把秘书叫来，口授道：“总理：看了你的信，我深受感动。也许，在我们党内，有些玩弄把戏的小人在挑拨离间。我们得注意。总理的谦虚坦率……” 　　信写好了，但叶群不让把信发出去。她怕留下文字证据。 　　林彪想了想，同意由叶群给总理打电话，表示感谢。 　　乱世英雄起四方。 　　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形成了空前动荡的局面。在充满荒草的山原上，到处是熊熊的野火。当大火变成烈焰的时候，连青绿的庄稼和花卉也燃烧了。有的被烤焦，有的其实是自焚。在所有的呻吟中，知识分子的声音最痛切。可是因为瘦弱，他们在残酷的青烟中无声地倒下了。只有官员，试图反抗。 　　对他们来说，造反犹可忍，夺权受不了。 　　在毛泽东的文革浪潮冲击下，大大小小的官僚都靠边站了。 　　形势发展太快，还没容许他们摸清情况，乌纱帽就不见了。不仅乌纱帽保不住，连这一生革命的荣誉都快完结了。不仅没有荣誉，还有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那简直受不了！从来的运动都是整别人，土改整理地主，三反五反整反革命坏分子，公私合营整资本家，现在倒是整开自己了。而且一整到底，什么都失去了，成为牛鬼蛇神王八蛋，不仅自己难堪，连孩子也受到污辱。过去的一切都没有了，不能坐汽车了，不能享受看文件的待遇了，不能去高干俱乐部和特供商店了，不能上大会上讲话了，不能接受下级的汇报和上级的任命了，不能拥有整理和管理人的权力了…… 　　新贵族为失去权力发疯了。 　　各地都发生了干部被夺权后的可笑反应，有的下场悲惨。 　　北京的上层人物，本来对文革就持反对态度。碍着皇帝的面子，他们不敢背上个二心乱臣的坏名字，忍耐再三。一直到上海夺权风暴刮起来，而且全国都被革命委员会控制了，他们才意识到昨天的东西可能永远地失去了。 　　刘少奇和毛泽东谈话的事情迅速在上层流传，一个司令部的首领宣告投降。这个消息对那些副总理，各部部长、大区书记、元帅和将军，都是很大的刺激。他们还来不及咀嚼这里面的深层意义，就得接受这个事实。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干？总理为什么不说话？林彪这东西要把军队带到哪里去？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难道我们几十年革命奋斗的成果，就被那些玩笔杆的秀才们一下子拿走了？ 　　最先将这种不满表示出来的，是那些贵族的子女。他们组织了一个组织，叫做联动。林彪将那个组织坚决地判定为反动组织，谢富治迅速执行了那个指示，将联动镇压下去。很多高级官员的子女被投入监狱。看见自己的幼崽被夺走，被监禁，无论是从贵族的尊严，还是从一般生物的护犊之情，都会发出吼叫。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 　　由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关于生产的碰头会，开始了。这是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一边是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还有谷牧和余秋里；另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其他文革小组成员。阵线很分明。他们在落座的时候一定都先分清了色彩，而且知道自己人是谁。 　　周恩来主持会议。 　　周首先强调，革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将很快显示出来。现在暂时有点乱。为了保证国计民生的正常状态，我们还肩负着很重要的生产任务。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讲话以后，康生和陈伯达都讲了话。他们肯定文革将使生产得到大发展，可是没有说出切实的理由，只是从概念化概念，从逻辑的转移中得到钢铁、粮食、科技成就和日用杂货。 　　叶剑英早已不愿听这些胡说八道了。他没有站起来，但是很气愤地说：“你们这些人，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垮了，现在又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下去，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康生那边几个人，阴阳怪气地喳喳叽叽。 　　张春桥说：“干什么？搞文化革命。乱是革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暂时现象。” 　　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愤怒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我们党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军队搞乱，难道叫蒯大富来领导军队吗？” 　　副总理谭震林大声指责张春桥：“上海夺权，也不通过政治局讨论，你们就那样胡来，谁知道了？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不懂得马列和巴黎公社原则，你们懂？你们要是懂，那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党的领导吧！” 　　一方面义愤填膺，一方面有恃无恐，两下里闹得不可开交。 　　周恩来好象乐得他们闹一闹。他平静地倾听各个发言人的情绪化意见。一个会议开成这个样子，如果主持者实现毫无思想的或者其他的准备，很难安静地对待这种非关会议主题的辩论。那些牢骚发得那么整齐，好象有人预先鼓励过，至少是预先串联过了。也许周恩来正期待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可以借词向毛泽东汇报，既不是自己发难，又可以避免表态。如果是不好听的话，他会用别人口说出来；如果是好听的话，他也会赠送别人立功，但会告诉那功劳是他送的。周只做事，解释事，尽量叫人觉得不生事。出身官僚，深知绍兴师爷和上海白相人，又熟悉苏联特务机构，对官员和土匪都非常了解的周恩来非常自信，他希望一石两鸟：既将老干部问题反映上去，又显示书生们的无知无能，而自己不担任何风险。艺高人胆大，周恩来也不怕乱子大。 　　三天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开会前，谭震林遇见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他倒是想来的，可是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说：“什么群众不同意？即使群众一时不了解，你可以做工作吗！” 　　张春桥说：“你以为什么事都那么容易，一切都靠做工作？连根本不行的事，做做工作就行了？我告诉你，走资派压制群众，打击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早已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平时那些所谓的做工作，还不是依仗权力，对反对一件威胁利诱！做工作，哼，太苍白了！有些干部为非作歹，享乐腐化，大家有气。” 　　谭震林追问：“犯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张春桥冷笑着说：“你说得倒是轻松！群众就那么愚蠢？今天你错了，指出来，承认了，官照当钱照拿，可就是不改。难道因为人人都会犯错误，就得老让那些犯错误的干下去？改不改谁能管着他们？群众就这样老是被你们愚弄？机会就老是你们的？谁规定走资派只要改正错误就行，群众永远只有提意见的份儿？人家现在要自己干。他们不放心。” 　　谭震林结巴着说：“党组织会监督的，我们是民主集中制。出了问题要靠党组织。” 　　张春桥不耐烦地说：“党组织早都不管事了。科长以上的一律都靠边站了。” 　　所有关心陈丕显的老将老同志都被张的话气得发昏。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接着他的话题说：“老是群众群众，这是形而上学。还有个党的领导呢！我们四十年的老革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个下场公道吗？见了我们的子弟就抓，是第一把手就斗，这不是反动是什么？这是党内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最后气得连话都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双手哆嗦着，指着对面那些文革势力，那正在向上钻的一伙，浑身光打颤，就是说不出一个词儿。张春桥冷笑着对康生说：“他们失去了天堂，就歇斯底里，要吃人。”谭震林问张说什么，张大声说：“我说你要反扑！”谭震林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索性夹起皮包，不开会了。他怒气冲冲地朝外走，边走边愤愤地说：“照这样下去，我不干了。说我跟不上，跟不上就不跟！让你们这些人干吧，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招呼谭震林：“不要走。不要走。” 　　陈毅提醒道：“咱要留在里边，好跟他们斗。” 　　谭震林一点就明，马上停下来。他说：“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哪也不去啦！” 　　陈毅针对康生说：“延安整风，整错了很多人，有些人现在还有意见。别人不记得，你应当还记得吧。历史已经证明了谁对谁错，是不是？谁反对毛主席，将来还会证明。” 　　康生冷笑着说：“革命的内容是不会重复的，形式也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叶剑英讲：“我们党有着光荣的传统。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要教育二要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能一有错误就打倒？这样人身都没有保障，还怎么工作！” 　　康生不在乎地说：“教育批评，是要看性质的。性质变了，反对毛主席，成立黑司令部，难道还要留下来，姑息养奸？这些人有了保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了保障。二者必居其一。” 　　余秋里大声说：“这样下去，我不干了！“ 　　谢富治说：“也不能……” 　　没等说完，李先念就打断谢富治的话，说：“你不要和稀泥！” 　　谭震林颇为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可近来我哭了三次。有秘书，有家属，连哭的地方都没有啊。这么多老干部被打倒，这象话吗？说我们是贵族，走资派，我们贵在什么地方？我们走的难道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了，都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们的干部经常吃蔬菜，经常下乡，和工人农民谈心，我什么时候脱离群众了？” 　　谢富治说：“要从大局着想，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 　　“他哭是为了全党！”李先念吼叫道：“老干部都打倒了，你看不见吗？还有什么大串联。看了《红旗》十三期社论，我大哭一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我们共产党不就完蛋了吗！我们的江山是牺牲了几千万烈士换来的啊！” 　　周恩来问康生：“那篇社论你看过了吗？” 　　康生摇头，说没看过。 　　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斗争孩子。孩子有什么罪？斗争联动，有人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红朝的老将和新相们，各执一端。尚未得到足够好处的和既得利益者闹得不可开交。 　　当天晚上，康生就开始整理碰头会记录，然后到毛主席那里汇报。 　　“我想知道，”毛泽东问康生：“那些反对文革的人，是不是有组织的？” 　　他最敏感的就是以集团形式否定他。而康生正是利用了毛的这一点。他说：“一个元帅府，一个副总理府，其实是一个俱乐部。陈毅是这两部分人的联络员，余秋里、谷牧是这个集团小伙计，李富春是‘俱乐部主任’。文革一起来，他们就不高兴。现在司令部完了，如丧考妣。” 　　毛泽东愤怒地说：“张天师三年不到，砖头瓦块都成精！我们党不怕犯错误，但不准搞集团，尤其是高级干部，绝对不准搞阴谋集团。” 　　康生有了尚方宝剑，高兴得哼起京剧小曲来。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十八日，他一直在整理所谓“二月逆流”的材料。他说：“毛主席发怒了，是那种无产阶级的义愤，是革命领袖的震怒。你们现在就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反对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中央文革以“破坏农业学大寨”为名，先将谭震林打倒。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在北京首先发动起来，老将老帅，老干部，都灰溜溜的。 　　社会上各个层次大体都有这种现象。其实就是老干部发牢骚，哪里有什么组织？上边这样一反，各地的造反派跟着吆喝，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反二月逆流”运动。 　　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虽然打击了老干部，但是人民并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只有那些新贵族得到了比较巩固的地位。他们赠送给人民的，是比原先的执政者更残酷的法律。康生奉毛泽东之命，为中国人民制定了这个临时法律。六七年一月全国纷纷夺权时，康生就说：“国防部不能夺，公安部也不能夺。要制定一个法律，就象《大明律》那样，也就是刑法，至少要有个临时的刑法。”不久，他就把临时刑法制定出来了。这就是后来的《公安六条》——一个臭名昭着的比世界上任何政教合一的制度还要黑暗一百倍的毫无人权可言的极端专制的法律。 第十章 风流处女叶群 一九六七年，是文革中最热闹的一年。 　　那真是一个政治的夏天，很多在冬天睡眠的东西都象野草似的疯长，被当权者看成死物的一些人突然还有生命，还会动，会斗争，上街吆喝，贴大字报，开会斗争官员，组织团体，印刷传单，甚至互相武斗，抢劫枪炮，拉马圈地，占山为王。 　　那个异彩纷呈杂乱无章的世界使他们惊心动魄，无论结合的或者没被结合的官员，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被造反派结合上的，胆战心惊，因为完全没有经验的运动随时可能将他们投入可悲的下场。和这种严峻残酷的政治形势相对的是，平时必须学会和造反派相处。造反派行为随便，做事没有章法，情绪变化多端，行为冒失急躁，还不听劝告。 　　结合进新班子里的，等于被放在火里烤。没被结合进去的，则可能随时被拉出去批判。如果一个地方只有一派，走资派还好受点，无非是上台丢人，弓腰认罪而已。有的地方分成对立的派别，互相指责当权派是对方的后台老板，使劲地批，千方百计地虐待，回答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有的还遭受严重的人身污辱，体罚是普遍的现象。到这个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反对官僚阶层的情绪，表达自由的情绪，已经发挥得过分了。他们没有正常得程序可以遵循。 　　全面的反对“二月逆流”的运动造成普遍的分裂。分裂的原因，各地有不同，没有一个适用于全国的解释。但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夺权的时候，大家都参加了，可以说都是造反派，也可以说阵线不明确。干部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他们的管理经验在新政权中派上了用场，从而使得红卫兵等革命群众代表相形见绌。造成社会上这样的流言蜚语：红卫兵象孙悟空，只会大闹天宫，不会掌权不会生产。此其一。 　　其次，干部中被结合的是少数，多数人对留在外边不高兴，老想表现自己，以便得到革命上进的机会。而革命委员会中的这两种势力，又都得听军队代表的号令，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是军事管制组织，军队代表大都当第一把手。军队代表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和造反派以及干部代表不同，也是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 　　整个社会的动荡情绪，就和夏天的燥热一样，容易动员，容易出汗。北京那些失去权力的老帅和老总们一闹，社会上就不安静。康生这些人反对他们，有毛泽东支持，胜利了，得寸进尺，又要在全国搞一搞。那边的气还没出来，这边又给人家死老鼠吃，当然是欺负人。那些官僚家庭的子女，那些军队高官的子女，及历次运动中曾经得到好处的红人，从前的红五类，都纷纷为他们鸣不平。他们这些人在六六年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时候，差不多都是被组织认为最保险的接班人，后来批判资反路线，他们就黯然失色了。 　　后来的反二月逆流，造反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文革真的会搞得多么彻底完全，于是以极左的口号分裂了当时的革命委员会。而那些和他们作对的造反派及红卫兵组织，对社会渐渐进入秩序是基本满意的。他们反对分裂，有保皇的色彩。于是，对立的双方就在谁是保皇派谁是革命派上争论不休。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各个对立组织都努力向左的方向表现，比如，努力斗争走资派，口号喊得偏激，行为具有强烈的造反性等等。 　　夺权运动没有造成混乱与对立，是夏天的反“二月逆流”使大陆陷入全面混乱之中。为加速文化革命新格局的形成，毛不得不用军队控制局面，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他敢于发动文革的仰仗。 　　一月二十三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毛泽东发布指令：以前有关军队不介入文革的命令作废；积极支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组织和分子。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坚决还击。 　　文革开始以后，很多工厂停工闹革命，工厂里根本谈不上纪律。这个国家的财产所有制真正显示出它的弊病。没有人关心效率和收益。农民也闹起来，乡村公社里的武斗比城里还凶。学生不响应号召，说是复课了，实际上都还在社会上转，心安不下来。整个社会机器停止了运转。 　　三月十九日－－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四大机关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从此军队走向社会，全面控制了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一个大兵营。 　　军队全面进入三支两军，是林彪的一大胜利。工业学大寨，农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队成为文革时期的三面红旗之一。军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大大提高了。军队三支两军的任务，最初是针对当权系统的反抗，后来就变成对人民群众的控制。 　　军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稳定力量。最初的十条命令规定：军队无权宣布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不得随意逮捕群众或者体罚；学会调查，做好群众工作，不能向群众开枪。这个命令在执行中很艰难，到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央的命令改为：不准群众夺取军队枪枝物资，违反者一国法论处，军人在执行任务时如遇到拒捕和抢枪者，可以开枪还击。 　　除了军队，还有民兵。当时三大城市和沈阳的民兵约二百五十万人，光上海就有一百万。一个由军事力量作为强心剂的国家，继续着史无前例的试验。 　　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也积极参加了首都地区的三支两军。 　　八三四一部队，三万多人，两个警卫师，一个独立装甲团，还有若干防空、通讯、工程方面的独立团和独立营。这个宫廷卫队虽然不能控制北京全局，但牵制北京武装力量，监视和控制高级干部，是足够了。后来汪东兴又搞了六厂二校（即北京机床厂、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这八个点。那里有二十万工人和几万学生，可以随时增援八三四一部队执行任务。 　　直到这时，林彪才发现，他遇到了在战场上从来没有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军队政治上保守实质和他们当时扮演的激进派角色的矛盾。 　　共产党部队的保守性在于它已经形成了忠于那个政权的习惯。从理念原则到行为方式，接受了全部共产党的教条。所有省委书记都兼任省军区的政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地方部队几乎就是党委的部队。十几年来，野战军也和党政权力机关属于一体。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用武装力量保卫现政权。军队基本上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落后的文化阶层构成了部队的组织基础。主导部队的思想主要的不是保卫国防，而是镇压不同政治力量，是党的武装。 　　这样一个军队，要让他们突然参与支持那些造反派－－典型的造反派大都是在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是被共产党打入另册的人物－－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但是，毛泽东当时就是要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支持造反派向各级党政权力机关夺权，因为只有那些受压的人，那些血气方刚青春躁动又缺乏经验的学生，才真正有热情反对毛泽东的敌人－－刘少奇及其官僚体系。毛泽东希望军队能够明白：先前他们忠于的那个王室，差不多不是毛泽东的了，现在要翻一个个儿，你们得帮个忙。可是，他们不能那样直接地说明，必须在实质问题上保持暧昧，而将意识形态的斗争说成是实质。中共的军队接受不了当权派是走资派的道理，军队很难转这个弯。他们相信：那些造反最积极的人，一个个都是“有问题的人”，是受中共压制、受政府打击的、对当时的权力机构或个人不满的人。在那些按照历史经验和常规办事的人看来，这些人是比五七年右派分子还要猖狂的反动异己力量，是应当受到无产阶级铁拳惩罚的人。让“人民的军队”“党的武装力量”去支持这些人，简直等于让猫与老鼠共处，不是强人所难吗？！ 　　那是个非常尖锐的矛盾。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强行叫部队听毛泽东的指示，喜欢造反派也得支持，不喜欢也得支持。不论理解与否，都得执行。这就是林彪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谁是造反派呢？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分成了两大派别，连军队也分成了两种观点。毛泽东也好，林彪也好，无论有多么大的本事，都不可能将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层次的造反派组织都给以清楚的鉴别。于是各地军队就只好根据自己的观点去介入地方政治。有的部队对毛泽东求乱的思想领会得好，就支持了“左派”；但多数部队按照习惯原则和感情倾向行事，支持了保守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的西宁，天气异常寒冷。 　　从市区的大十字到青海日报社，布满了执行命令的军人。 　　根据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指示，省军区的一支部队奉命军管青海日报。 　　夺了青海日报党政财文大权并控制日报的是造反派“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当时省军区党委不认为这个组织是一个可靠的革命组织，就象各地的观点一样，他们认为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的成分复杂，让这样的组织控制宣传机构，无产阶级军队不放心－－实际上共产党从来也没相信过新闻和言论自由，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如果报纸当时控制在保守一些的组织手里，也许会得到军队的默许；越是左派，越是积极夺权的，越不可能得到支持。 　　“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拒绝了军队的要求。他们要求军队尊重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走资派那里夺到的权力。他们承认三结合的革委会，但不理解为什么军队要强行将造反派刚刚夺取的权力拿走。 　　军队不予回答，他们只是蛮横地要求群众让出权力来。 　　当军队强制性地向报社院子里开进时，学生、工人、报社带头造反的人员将第一批冲进来的官兵驱逐出去。 　　此时，西宁大街上看景的人感到形势紧张，纷纷散去。 　　雪花纷扬，恶劣的天气为严峻的形势添油加醋。 　　造反派一边加固防卫工事，一边希望与军队谈判。但是，丢了面子的军队，恼羞成怒。他们在寒冷的夜晚强行攻击报社。由党一手培养的军队用他们雄厚得无以伦比的物质力量和人力，向报社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猛攻。机关枪对着大门扫射，到处是被打碎的玻璃的碎片。有人喊叫：“你们这些人，胆敢夺无产阶级喉舌的权力，叫你们尝尝我们的铁拳！”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双方造成三百七十七人伤亡（其中死亡二百多人，绝大多数是群众）。消息传到北京，江青有意将这个事件作为二月逆流的例子，她问林彪办公室是否知道西宁事件，林办说从没接到有关方面的请示。江青遂将这一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类似的事件使林彪寝食不安。 　　林彪没想到事与愿违，支左变成了支右。叫他们上东他们却上西，让他们捉狗他们偏偏去逮鸡抓鸭－－因为过去训练时用的诱饵就是鸡和鸭，而不是狗。武汉的百万雄师，山东的黑旗兵，江苏的保派，都是政治倾向比较保守的组织，而当地军队就是喜欢他们。如果设身处地想想，一边是有很多过去的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党员发展对象和干部子女组成的力量，一边是由历次运动受打击的、对书记和行政长官不满的、出身不很红不很纯净的人的组织，受党的传统浸泡过的军队会支持谁？ 　　林彪冥思苦想，很难找到一个整齐划一的解决方法。“支左不支派”，这个由当时安徽领导人李德生发明的方子已经渐渐失效，因为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把自己说成是左派，而所有这些“左派”又都在互相攻击，武力冲突的事件不断增加不断升级。 　　在三支两军活动中，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也出现了新局面。林彪曾经问江青：“军队三支两军以来，象青海这样的事已不是一桩两桩。地方上的情况很复杂，有时军队很难说话。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能不能给军队一些指导？” 　　江青巴不得有这样的宗教裁判权，当即就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鉴别谁是革命的谁不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任务，主要落在中央文革身上。林彪也巴不得有这样一个裁判。这个时期，即从反对“二月逆流”到三支两军，是林彪和中央文革的蜜月时期。 　　那也是叶群最愉快的时期。 　　夏末秋初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陆定一和严慰冰。和陆、严夫妇有仇的叶群一听这个消息，兴奋极了。无论如何她要参加这个批判大会，为了解她多年积压的心头之气。所谓“多年积压”，是有一段故事的。 　　从六零年三月起，叶群和林彪就不断收到匿名信。信的内容，先是谴责叶群虐待林彪前妻生的孩子，后来就说叶群有作风问题。所谓虐待孩子，无中生有，不要说了。作风问题呢？也是扑风捉影。 　　确切地说，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一九三五年，叶群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初中部分学习，思想倾向左派。当时的青年团书记是高中部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学生，叫豪。豆蔻年华的叶群已经粗知世事，对豪充满着敬佩。“一二九”运动以后，叶群和豪接触比较多。有时他们放学后会一起散步回家。那是一条僻静的小道，路边瓦砾间生长的野花，在大都市的角落里自得其乐。路上，他们谈笑风生，说话总是那么十分投机。叶群对豪的热情与日俱增。豪从叶群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种热情看见了爱慕。 　　三六年春天，豪满怀信心地向叶群（那时叶群叫叶宜敬）写了求爱信。 　　可是叶群的回答出乎豪的预料。叶群告诉她：“我还太年轻，暂时不谈这事。” 　　豪的自尊心被损伤了。他迅速结束了在师大的学习，考入清华，与叶群断绝了关系。 　　叶群考上了天津师范学院附中，在大学部读书。这时的叶群已经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了。她那发育丰满的的身体，热情活泼的个性，加上当时反封建传统给妇女带来的思想解放，组成了叶群消耗不尽的生活热情。她功课好，为人机灵，善于应酬，成为师生熟知的人物。她的最大的特点是虚荣。五四以后，女人纷纷反对“夫人”之路，以拒绝作高官军阀的太太为荣，自由恋爱成为时尚。和名牌大学的学生恋爱，更是新女性最向往的浪漫。叶群有时在班上散布自己有个很好的男朋友，在清华读书，如何新派，如何优秀…… 　　恰好豪的姐姐也在这个班读书。听到叶群的话很生气，她找到叶群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以前你拒绝我弟弟，害得他要死要活；现在你又背地里说爱他。这样多不好，如果你有意，就和我弟弟当面说去。当众这样说，不是太虚荣了吗！” 　　两个人谈崩了，就在学校里吵起来。 　　豪的姐姐告诉弟弟：叶群这个人很不实在，以后不要理她。 　　这次恋爱就象一出戏中间的过场一样过去了。 　　一九三七年以后，他们就没有任何通讯，断绝了。 　　无巧不成书。有一次叶群看电影，突然发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面目非常象豪。她叫吴法宪去问了，一点都不错，那个男子就是当年曾经向她求爱的男子。叶群心里倏然一动。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早已象标本似的封存起来的树叶神话般的恢复了绿色生命。 　　最初的交往动机是很实际的。因为当时有人怀疑叶群的党籍有问题，正需要一个人作证。叶群和豪联系上后，明确地表示希望豪能为她写一个入党证明。豪爽快地答应了。他正希望得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 　　他们谈到了那段生活，叶群对青春往事记忆犹新。封存太久的老酒叫人一闻就醉。他们都还记得路边的瓦砾和瓦砾间美丽的小花，也记得街头小摊上的豆腐花和糖葫芦，还有那些关于西方爱情小说的讨论。感情的积雪无视年龄的揶揄，在灿烂的往事中融化着。孤独寂寞的家庭生活和紧张残酷的政治决斗，使叶群感到无聊和疲劳，她的心神很少休息，更难得的是这种美好的休息。权力带来的满足并不是全面的，有时反而更加衬托出人生的缺憾。在与豪的交谈中，叶群得到了短暂的但是幸福的精神侵略，虽然那不是自由的，但却是来自人性本身的自然表达。她多么渴望爱情，渴望简单而正常的人间生活！ 　　豪的心情好象没有叶群那样激动。历史的镜头过于稀疏，看起来不象电影倒象幻灯。在每一个图片展现的缝隙里，他都能看见权力的背景。那个背景太冷峻了。他虽然希望和叶群接触，交谈中也不乏温馨的回顾，但是他害怕那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林彪。在生命与爱情的权衡中，尽管他偏袒爱情，但是故意添加的砝码仍然不能平衡生命的天平。他时而跃跃欲试，时而望风而逃。豪被现实的危险和历史的温情弄得东张西望、忐忑不安。 　　叶群约豪夫妇去毛家湾去毛家湾看电影。那天放的是苏联电影《珐吉玛》－－－一个动人的俄罗斯故事片。放映中间，叶群以有电话找豪为名，把豪召到她的客厅里。叶群眉眼垂着，一副心事颇重的样子。 　　她凝视着豪，以叹息的语调说：“我心里，也老是觉得对不起人。那时还是小姑娘呢，不懂事啊。没想到那么一句话会对人有那么重的伤害。” 　　豪壮着胆子说：“这些年了，我经常想起过去。” 　　叶群突然显得羞涩起来，象个青春少女，嘟囔着嘴说：“怎么不是？老象欠了别人什么似的。可是话说回来呢，知道你在延安结婚的消息，我还难受了好一阵子呢。你也真是，一句话就跑得不见影了。” 　　豪没头没脑地说：“咳，想不到今天又见面了。” 　　“那时你帮助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很感激你啊。”叶群好象急于摆平地位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努力拒绝心理上的波动。她把手放在脑后，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身子在沙发里胡乱晃动了几下。 　　豪说：“我们那时多么年轻！” 　　叶群好象不甘心就那样从难得的情绪中走出来。她改变姿势，双手交叉在胸前，晃了晃头和脖颈，然后忧郁地说：“初始的东西总是记忆深刻，难以忘记。很宝贵的呀。你那时是不是写了一封信？” 　　豪说：“那时，我们一起下乡宣传回来，就写了那封信，真是年轻不懂事。” 　　“不，不，你那时已经很成熟了，是我的老大哥。大姐那个人也是，实际上帮了倒忙。我那时一个女孩子，当然有些虚荣爱面子，大姐硬要明确关系，反而弄僵了…” 　　“都是命运的安排，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豪心不在焉地说。 　　“其实命运对人也就是那么回事。各人的日子，各人知道。早知道如此，开始也不敢呀！现在得处处谨慎，什么都顾全大局。真夫妻也罢，名义夫妻也罢，人很快就老了。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们忠于毛主席，政治上没有挑剔的…” 　　叶群虽然企图摆脱地位给她带来的情绪困境，可是政治压力还是不断地干扰她的表达。她的话很多，好象是在表白，又好象是在道歉；有些是对生活的抱怨，又有某些炫耀；她不断地在召唤什么，但又努力在拒绝她召唤的东西。有些句子，显得复杂而嗳昧，把豪弄得摸不着头脑。告别的时候，豪紧紧握着叶群的手。 　　叶群允许那种表达非平常感情的握手。她说：“回去就说接了一个机关的电话。” 　　根据半生不熟的理性分析和扑朔迷离的感情判断，豪在分手的霎那，情不自禁地吻了叶群的左腮。 　　叶群只允许那种幸福停留了一秒钟，就把豪推开了。 　　她向后退了一步，说：“不行。” 　　豪回到家里，仍然很不安，好象有所得，也好象有所失。幸福和恐惧同时占据着他的心。他一会儿品尝冒险带来的刺激，一会儿忍受危险降临时的折磨。他后悔，又觉得不够。 　　电话铃声。是叶群的声音：“没有什么吧？” 　　豪说：“没有什么。” 　　叶群：“你今天怎么这样？” 　　豪说：“生我气了？” 　　叶群：“没有，豪，真的一点也没有。” 　　豪知道了，于是放出豪言壮语：“照我的心里，还要作得多些呢！” 　　叶群也失去了自制力，放肆地说：“你还想到干什么？” 　　“把过去欠的都补上！” 　　叶群久久没有说话。 　　豪等待着。 　　叶群在放下电话机前说：“休息吧。注意身体。” 　　这可能就是别人议论的叶群的“作风问题”。 　　如果是政治利害的冲突，还是个人恩怨的报复，用翻腾私事，写匿名信，弄得人家家庭不安，实在是很无聊的。无论严慰冰别的方面多么好，但在这点上实在做得没有必要。她就是恋爱过，就不是处女，又怎么样呢？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如此在乎处女不处女？这种事正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封建妇女政策和贞节观念。 　　一封封的匿名信，把林彪一家惹火了。 　　无论搬到哪里，匿名信接踵而至。 　　可他们苦于找不到是谁写的。 　　事实比小说加的刻意编造还要偶然。有一次，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女士在王府井买东西时，被小偷扒走了钱包。商店的经理知道严慰冰是陆定一的妻子，就告诉她：对面九十八号是出国人员门市部－－－那里的货物都是供应高干的。她可以在那里买到需要的东西。 　　得了服务员的指点，严慰冰匆匆离开。 　　因为走得太急，进门时，不巧正碰在叶群身上。 　　“对不起。”高度近视的严慰冰向叶群道歉。 　　“哼！”叶群摆出蔑视对方的样子。 　　这本来是生活中不足挂齿的事情。人家道歉了，就算是周到了。叶群应当说“没什么”，或者“不要紧”。最多不吭声就是了。不应当横眉竖眼失去风度。可是正如本书前边所提到的，这个社会的贵族大都是土贵族，他们不懂得真正的贵族是平民精神的精华，贵族的风度在于责任，牺牲才是最高的尊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趾高气扬，乃小人乍富、挺腰腆肚者之举也。 　　无独有偶，另一位当事人也缺乏涵养，居然以牙还牙地干上了。 　　严慰冰说：“也没碰怎么样吧。” 　　“碰了人还这样。”叶群气愤地说：“什么了不起！”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严慰冰也不示弱。 　　“摆什么臭架子！”叶群一出口，就叫人想起小市民的习气。 　　“有什么可显摆的。谁还不知道谁的？”严慰冰话里有话地顶上去。 　　两个人居然在那里对骂起来。 　　严慰冰在这种战斗中能力不行，被叶群占了上风。叶群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家庭的繁忙和夫妻生活的不正常把她压抑坏了，一有机会就把各种情绪发泄出来。文弱的陆太太敌不过她。但是，严慰冰也不甘心屈辱。她事后去了总政治部，找叶群的上级反映问题，让组织教育教育叶群。 　　那位接待陆太太的人，偏偏听不懂严慰冰的上海话，严慰冰也听不懂那人的江西话。两个人只好用笔谈。一句一句地写在纸上，说明这个官司的过程和内容，接待记录也就等于报告。事后，这个江西人拿着记录去找林彪反映问题。 　　林彪指着那份接待记录，批评叶群：“古人说，妻贤夫祸少。你在外边惹的好事，人家告到这里来了。” 　　叶群兀自不知就里，问是什么事情。林彪一边说，一边将记录推给叶群。 　　叶群一看字迹，突然大叫一声：“啊，匿名信，原来是她写的！” 　　林彪也觉得这记录上的字体很面熟，只是不知那里见过。经叶群这样提醒，林彪也停止了批评。两口子找出过去收到的那些匿名信看了，字迹相同，一点不差。果然是她。 　　叶群和林彪意外地发现了匿名信的作者，就象一只狼突然看见小羊就在嘴边似的。林彪对非常愤怒。高干之间原来这样！在不久以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看见陆定一，怒发冲冠地质问道：“你和老婆勾结，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蔑叶群同志和我一家。目的是什么？讲清楚！” 　　“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给我看过。”陆定一说。 　　“你老婆干的事情，你会不知道？”林彪不客气地说。 　　“男人不知道自己老婆的事情，不是很多吗？”陆定一揶揄道。 　　“我，我恨不得枪毙了你！”林彪的武士精神暴露出来。 　　陆定一冷笑着走开了。 　　据说，林彪还专门向党中央写过信，证明叶群是处女。 　　“今天，我遇到了叫人高兴的事－－严慰冰被批斗。”叶群在那天的日记上写道。 　　她为此感到幸福，老天为她报仇了。严慰冰居然也有这一天。她想：托毛泽东的福，在打倒刘少奇司令部的运动中，陆定一作为中宣部的阎王被打倒，他们倒霉了。这一回你严慰冰掉到革命派手里了。即使不能怎么着你，至少可以先看看你阶下囚的样子。痛快的很啊，解了我心头之恨，报了我一箭之仇…… 　　叶群一定要去看看她的敌人怎样受苦，怎样现眼，以解心头之恨。但她不能公开以林办主任叶群的身分去，那样影响不好。为了不暴露身分，叶群必须化装。 　　不暴露身分，进不去；暴露了身分，又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贵族都会显示身分。可以想象，一个喜欢并坐惯汽车的人怎会安步当车！ 　　叶群叫喊：“你们找傅崇碧去。” 　　秘书何一伟提醒叶群：“这样不好吧。” 　　叶群说：“我要进去，一定要进去。找你们的头头去，快点。” 　　真是一出滑稽剧。首都驻军司令听说有个普通妇女自称叶群，非要进去看批判会不可，不大相信。他觉得不可能，以为那妇女不过是个自以为高贵的神经病人，同类事情并不少见。他没有及时答复。后来，值勤军官送来证明，说那个妇女真的就是林彪的夫人，驻军司令才大吃一惊，立即命令部下放行，并且前往现场陪同叶群参观。 　　叶群坐在看台上，看陆定一象霜打的草一样低头受罪。她那颗小人之心啊，被报复的欲望熨平了。叶群感到非常舒服，非常惬意。她不断地将头发拢上去，有意显示浅薄的胜利者的得意。 　　回家时林彪问她：“怎么样？” 　　叶群兴高采烈地说：“看见她男人了，可惜没看见她，严慰冰。” 　　林彪嘿嘿一笑，用好象圣经上的句子说：“怀恨的人，恨必反报于她。 第十一章 高处不胜寒 　刘少奇开始正视自己的危险处境了。 　　文革风起云涌，形势恶化得很快。 　　四月一日，刘少奇被点名批判。 　　六日，中央机关内造反派勒令刘少奇检查。 　　次日，汪东兴主持了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那次批判会上，有人用《毛主席语录》打刘的嘴和脸。 　　四月十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被揪出去清华大学批斗。 　　六七年七月，人民大会堂。 　　中共上层的主要人物在开会，专门讨论毛去武汉的事情。 　　毛泽东抽着烟，林彪在纸上写着什么，康生板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 　　毛说：“七月了，老呆在北京不好，我想出去看看，到武汉游泳。长江的水很好。” 　　大家异口同声地担心主席的安全。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有这么好的一条长江，为什么不多游几次呢？我也许游不了几次了。” 　　最后谁也说服不了他，只好同意。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跟他去。 　　大家不好再劝阻。 　　周恩来倒是赞成主席出去看看。他想，只要你毛泽东下去看看，就会知道这个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了。他会知道现在的造反派是多么可怕，群众的自由结社将要毁坏我们这个政权，军队的地位膨胀将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人形成挑战。造反派当家后会另有一套，也会有新的一伙人指导他们，不会是我们这些人了。历史也许只给我们这些人一次机会。我们不能丢掉这颗甜蜜的枣。一定要诱导毛泽东去扑灭造反派的势力，去打击军队的势力。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的任务是保护主席的安全，不能有丝毫马虎。还要当好联络员，随时跟我联系。” 　　杨成武爽快地答应了。 　　林彪看看周，没有对杨成武说什么。林彪相信实际的军权，看不起这些小把戏。 　　杨成武在接受代总参谋长后，心里一直不舒服。他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要命的地方。以周为代表的那些军事头目如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势力强大，盘根错节。林彪的势力如日中天，炙手可热。这两股力量面合心不合。而毛这人呢，疑心太重，谁当总参谋长都弄不好。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两条腿站不好，老打哆嗦。回到北京后，他曾经又一次写报告推荐叶剑英，可是这个报告被叶剑英压住没有向上送。 　　叶剑英从此确切地知道了杨成武不是林彪的党羽。杨成武也加强了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这些人的联系。林彪本来以为这样举荐杨成武，就能将杨成武拉过来的，没想到杨成武渐渐被周拉到那边去了。 　　林彪很失望。 　　七月，毛去南方巡视。刘少奇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他向子女展示了毛泽东肯定桃园经验的批示和对他的检讨的肯定。他只是让事实告诉他的子女：当初毛是肯定四清工作典型单位－－桃园的经验的。可是后来他出尔反尔，一句话就否定了社教的性质，并且将之说成是敌我矛盾，是整走资派。 　　刘少奇看着自己子女，无限痛苦。最近一些日子，连他的子女都怀疑他的政治立场了。这使他非常伤心。他要告诉子女真相，至少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在人格和行为上无可指责。毛在没有任何组织决议的情况下，就将一个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打倒了。这不仅不合法，不合理，甚至不合乎起码的人情！ 　　他想告诉孩子们：这个人说话太不算数了。靠手中掌握的生杀大权，无恶不作，太象乡村痞子无赖。我不能过分简单地分析问题，因为这不光是个人品质问题。我们这个制度看来有问题。它只有强权，没有法律；只要忠诚，不要真理。如果要生活得安全，只有两条路：要么自欺，要么欺人。要么当哈巴狗，要么做阴谋家。想靠才学、良知和劳动成就事业，是不可能的。 　　他想说：干鞋难脱，湿鞋难拿。我在那个高位上时间太长。尽管知道官场的凶恶，可是总以为涉及不到自己，因为自己兢兢业业从来不敢懈怠不甘越轨。可是到不祥之兆出现，想退也晚了。当年陶渊明毅然离职，挂印封金，回乡务农，种瓜种豆，不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聪明！人家说官场肮脏，没想到共产党的官场肮脏到这种程度！人说伴君如伴虎，没想到中国共产党的上层生活这样危险这样残酷！在毛泽东的身边，所有的位子都应当是空着的…… 　　八月五日，中南海内部批斗刘少奇。 　　两天后，刘向毛递交了书面辞职，并声明自己已失去自由。 　　……毛泽东，即使你现在想和我谈，我也不会前往了。我已经没有那份心神。我认识了你，也在认识我自己。我自己对我的这个下场也负有责任－－在批判君主独裁时，同时也应当批判臣子和顺民。是我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我们造就了你的地位。尤其错误的是，“八大”上我们不应当确定毛泽东具有“最终决定权”。从那以后，我们就做了奴隶。 　　……可是，你要搞我，就搞我个人吧，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运动？简直是祸国殃民！如果我的辞职和远谪能够换取你停止这场灾难，我马上就走。给我一个机会，回家种地好不好？到湖南，到延安都行。你不要再找什么堂皇的借口了。实质上，你就是要保存永恒的权力，就是不准任何人对你的错误发言。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群众，将苦难无穷。我会失去，所有人都会失去做人的基本权力：食物、温暖、安全和生命。 　　……我反对过他吗？我企图推翻过他吗？没有。如今看来，没有这个人，中国会更好些。如果大跃进之前他就死了，中国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吃人的精灵，一个作孽的神。他远交近攻，谁靠近他都会倒霉。他只乐意和远距离的人合作，权力的落差可以满足他的虚荣、浪漫和成就感。他想吃掉谁时，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我如果有他那胆量就好了。如果我真的在某个时候将他的权力剥夺，中国今天不会是这个样子。可惜我过分软弱，总是不敢肯定对方的恶意，总是与人为善，总是严己宽人，总是慎独自省。修养啊修养，也许只有我自己实践了我的原则，我被自己的性格害苦了。 　　刘少奇的处境越来越悲惨。他的服务员因被人辱骂为保皇兵而偷偷流眼泪。他们有时一次给刘少奇打来一桶饭菜，好几天不再过问，刘少奇只好吃发臭的食物。几次批斗和冲击后，他被打得只剩下七颗牙。生了病也没有人管，被骂成“保皇派”的刘少奇的医生，因为忍受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咒骂声而离开了。那些原来低三下四的面孔，都早已都变成青面獠牙的魔鬼了。 　　这就是政治的滋味。只要毛泽东想叫你死，不需要任何理由。 　　九月十三日，王光美被捕入狱。 　　四年后的这一天，是林彪死亡的日子。 　　南巡路上，毛泽东看见的，是动荡和零乱的社会面貌。 　　毛问杨成武：“你说，小孩子初学走路时，什么最重要？” 　　杨成武想了一阵子，不明就里。他摇头说不知道。 　　毛泽东说：“最要紧的是学会停止。如果只会跑，不会停，就得闯祸。” 　　杨成武连连点头。毛泽东说：“我现在就是小孩子。先学会走，没学会及时停下。我本来想，文革一年发动，两年见成效，三年收尾的。可能我搞得急了点，一年就见到成效，现在该收尾了。可是我没有准备，收不了。现在群众组织之间闹得凶，停不了。你看，压下去可能吗？”杨成武说：“硬压不好。但我相信，依靠耐心讲道理，加上主席的崇高威信，还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毛点点头，又问杨成武：“那些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有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说：“我看没有。我们的制度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大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问题是他们老以为自己对，对方什么都不是，争一贯正确，争左派，又不叫别人革命。”毛惊讶地说：“你这个代总长当得很好嘛，不仅工作做得好，看问题也有深度。谁说你不能当这个官？听说你还写报告辞职，不必要。你看我，什么事需要我，我就当仁不让。太客气了不好。”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想法，特别是关于文革的想法，都秘密告诉了在北京的周恩来。 　　周也赞扬了杨成武的工作。杨成武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吗？”周恩来说：“主席想看看实际情况，特别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所造成的混乱，还有军队纪律问题。我们有责任向毛主席提供这样的观察条件，活的例子最生动。共产党员讲究实事求是，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哇。毛主席部署文革，是复杂的事情，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是不是？这些具体的事情，鸡毛蒜皮，只要自己心中有数就行了，不一定要向主席说。” 　　杨成武说：“明白了。” 　　周恩来一年前曾获得过毛泽东的底牌－－他的马鞍形钢铁计划不算什么事，运动是搞别人的－－从而得到了短暂的保险。现在刘、邓那一大批人都下台了。事过境迁，毛的新目标是什么？毛泽东公司的人身保险，是一年年地买，甚至是以半年或一个月为期的。为了自己的终身利益，毛不给任何人签订太长的安全合同。现在应当向毛续订合同了。 　　周自得其乐地笑了。 　　要是讲历史，周恩来早就该打倒了，或者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打倒。在中共历史上，周恩来和毛结怨很多。二十年代，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军事部的工作，有权号令全党全军。毛泽东在井岗山的军队不愿听从周的指挥。一九三零年，周派人到井岗山主持工作，毛拒绝来人的干涉。次年，周挟共产国际的重威，与朱德、陈毅、张闻天、彭德怀一起，解除了毛的军权，只作挂名的中央苏区主席。失去军权的毛一直想夺回军队的指挥权，周又两次整了毛泽东，不仅撤销了他的职务，还差点在富田事件中将毛执行了革命纪律（枪毙）。如果毛要打倒周，就是一个闪念的问题。 　　周恩来警告自己：你必须避免毛产生这个想法。 　　几十年的经历何等艰难！虽然周恩来极力扮演毛的“贤惠媳妇”，但毛泽东似乎老是不给他好日子过。一九五八年骂周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毛泽东冷嘲热讽地说：“关于（国务院）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也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了一个表决机器，象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 　　周恩来一次又一次地检讨，毛泽东还是不愿放过他。周只检讨，就是不辞职。周以他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渐渐地在自己周围建立了一个军事集团，与毛泽东软抗。当时都知道：三总四帅的后台是周恩来。他借重军人保护了自己。后来，修养不深、喜欢狂想而又有野性的毛泽东和注重实际的刘少奇在政策上不断发生分歧，结成深仇大恨，他们的斗争间接地保护了周恩来。周对刘少奇的倒台没有太多伤感，因为二者之间有过一些不愉快。五四年九月，人大会上，周希望将政协的作用列入宪法，刘不同意。周主持政协，并在全国大力发展，刘也不高兴。 　　毛泽东渐渐发现军队中将要出问题，故意在彭德怀下台后将林彪提升为国防部长兼任党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这个棋子很重要。它使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原来水乳交融的关系夹进一个不愉快的影子。刘、林间有了矛盾。林彪是个个人英雄主义很强烈的人，自然会燃起再向上爬的欲望，至少会加强他毛泽东大保镖的意识。周则乐得将他们的矛盾推到第一位。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轮惊涛骇浪中，他躲在后边，好歹保存了自己。 　　现在，刘少奇倒台了，毛泽东这头怪兽下一步要吃什么呢？ 　　周恩来不得不严肃地思考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要把这出戏演好。 　　周善于演戏，尤其是演女性角色。青年时期，他在南开大学演过话剧《一元钱》。他的角色是个善于回旋在重要人物之间的女性。不论谁发现马脚，他总有办法掩盖自己的面目。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他的这种本事练得更加炉火纯青，运用得天衣无缝。他深知进退机会，但是很谨慎。最高当局认为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周对毛泽东的感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并走向极端。周不仅保留着对毛的气质和风格的不屑，而且这种潜意识还在飞速发展着。毛越来越叫周看不上眼了。毛收拾对手的残酷而卑鄙的手段叫周胆寒，也令周不齿。刚愎自用、言而无信、骄横跋扈，毛的名字越来越成为权力和痞子的象征。毛泽东奸污周的干女儿孙维世的行为，曾使周悲痛万分。周不得不咽下去那口气，象吞下一块炽热的生铁。从生活细节上的邋蹋到政治道德的伦丧，使周越来越厌恶他侍候的魔王。 　　但实际生活中的权力又逼迫他不得不正视毛泽东的力量。文革开始的这一两年中，毛已经不止一次地向周发难。即使在毛将刘少奇作为头号钉子时，也没有忘记警戒周的存在。周意识到，他的日子在刘少奇邓小平垮台后，更加险恶了。周恩来的秘书许小姐突然被捕，并因不愿揭发周而自杀身亡，使周不寒而栗。他感觉到了，一只寒光习习的宝剑也许就要降落在他头上了。 　　就在打倒刘、邓，林彪力量飞快上升的同时，另一个力量自然地产生了。那就是以“三总四帅”为代表的军政力量。由于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的联系，他们将周作为首领。虽然这些人的反抗被作为“二月逆流”镇压下去，但这个力量是显示出来了。周恩来意识到，也许就是这个实际力量的存在，暂时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毛对军权的重视和敏感，周是再清楚不过了。在他背后站着的这些将领和官僚，既是他参与政治的砝码，又是招灾惹祸的因子。没有这个，绝对不行。有了这个，也不安全。他要善于使用这个洞中的老虎。 　　他象一个魔术师似的，对自己挑战：会不会玩，有没有手腕，就看这个了。 　　周不失时机地关心着上层人物的生死存亡，将一切可能成为盟友的人物联系起来，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毛泽东知道周在虚情假意地侍候他。当周热心为毛安排妻妾时，毛看见了周恩来那种犬儒精神指导下的屈意奉承。毛泽东喜欢奉承，但也警惕恭维。他曾经对汪东兴说过：“如果今天是彭德怀当总理，不见得就不好。那样，至少有个敢和我吵架的人。吵架不见得就不好。” 　　青海赵永夫事件中，毛听说周曾指示“报馆不能冲击”，气愤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革命，别人就要革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能包围报馆？省委，市委，国务院，都可以包围。”七月里，毛又一次号召造反派包围国务院。“西安交大不让人打电话，不准人家到中央告状。为什么怕人家来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有的地方规定不准群众到国务院。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卒，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了……” 　　形势险恶逼人。最近毛泽东又提出所谓“伍豪自首事件”就是他磨牙吮血的前奏。 　　本来对青海事件抱有不同意见的周恩来看见林彪、江青势头强劲，只好改变口径，顺水推舟，跟着宣布了青海事件为反革命政变，赵永夫隔离审查。为了摆脱“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的可怕名声，周恩来表面上和那些将军们疏远了。 　　毛泽东对周放了几炮后，又带着杨成武、张春桥和汪东兴，到南方旅行去了。 　　毛泽东预料北京将要发生激烈的斗争，局面将非常难以驾驭。 　　他把周留在北京，也许是想：革命群众的烈火会把你烤熟的。到时候我来火中取栗。 　　六七年夏天，周恩来处于政治上非常被动的局面。毛泽东走后，北京街头马上出现了“打倒大叛徒周恩来”、“揪出两面派周恩来”等大字报。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不久又发生了五十万人包围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的事件。近在咫尺的首都卫戍区，中南海警卫师，中央军委和北京军区，没有一个人来给他解围。 　　红卫兵就要涌入大会堂了。 　　要求揪斗陈毅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 　　如果学生真的涌进来，事情将难以设想，也难以控制。 　　这时，周恩来大义凛然地出现在大会堂东门。他激动地高声宣称：陈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是革命的。他有很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他从不搞阴谋。毛主席也多次说：陈毅是好同志！如果你们要揪斗陈毅，那就要踏着我的身体过去！” 　　红卫兵没有继续冲击，但是也没有离开。 　　周恩来要求红卫兵选派代表，到大会堂内谈判。 　　整整三天三夜，红卫兵轮番和周展开激烈辩论。 　　但是，周却以惊人的毅力和高超的雄辩才能，将红卫兵说服了。 　　毛泽东在武汉听到这个消息，感叹地说：“天不灭周，我复奈何！”他极佩服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排纷解难的能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灭周的想法。他的性格极其倔强，越是不成，越不放松。周恩来自己也更明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刘少奇倒台，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在毛泽东的银行里，周不知道自己的帐户上是否已经出现了赤字。 　　此时的周恩来，也充满着斗争的兴奋。他就象一个大艺术家要创作一件在历史是罕见的作品那样，对自己的表达能力和艺术感觉充满自信。有些政治家也许一辈子都碰不上这样的机会，而拙劣的政客一下子就被击垮了。我要胜利，我要施展才能躲过这个凶恶的野牛。我得找一个突破口。后退已经没有希望，单靠工作也积累不了多少功绩，唯一的道路是从毛泽东的身后，针对林彪，针对文革，杀出一条路来。保护自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地为毛泽东找到下一个敌人。 　　那是斗牛士使用的红布。 　　叶群化装参加批斗陆定一夫妇大会以报私仇的事情，给林彪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叶群后来好说歹说，很不容易才调节好了和林彪的关系。林彪本来就不是很在乎这种小把戏的人，加之此时已经被政治形势所纠缠，没有兴趣再去过问老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他专心注意政治大局。 　　刘少奇倒了，那个体系的人正在被作为黑线人物收拾，毛泽东的敌人已经完结。林彪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解放军全面介入中国政治生活，林彪的地位在上升。他已经成功第帮助毛将文革的政治目标达到了，下一步毛泽东将干什么呢？ 　　胜利没有冲昏林彪的头脑，他依然非常谨慎地对待一切。 　　他越来越不知道外人对他是个什么印象，可能因为自己想得太多，也可能是伪装得太精心，把原来的面目都忘记了。有些特别小心的老太太经常犯这种错误，他们配了好几把假钥匙，但是把原来的钥匙忘记了。林彪只好问秘书：“你对我有什么印象？” 　　秘书说：“一是紧跟毛主席，二是说话少而精。” 　　林彪对这个回答基本满意。但并没放松。寡言的人从不觉得自己说话少而精，只有多舌的人才老以为说得不够。林彪这类人常常为那些不得不说的废话感到烦恼。他总是觉得自己已经说得不少了。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可以将已经说的那些话再精简一半。 　　林彪在批示文件时，只要看见“副统帅”、“光辉榜样”之类赞颂他的词语，总是坚决地叫秘书“划掉”、“统统划掉”。有一次，某中学出版了《林彪语录》，林彪看见后，紧张得身上直出汗，大小便失禁了三四天。又是请医生，又是食物疗法，折腾了好些日子，才勉强恢复。他一受到惊吓就会发生这样的病症。 　　他一能起床，就赶到总政治部去讲话，坚决不准出版他的书。 　　有一次，毛家湾的人发现大街上有人张贴大字报，纪念林彪《八。九讲话》发表一周年。林彪严厉地问叶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叶群说：“据我所知，是一些红卫兵张贴的，没有恶意。” 　　林彪说：“没有恶意也不行。马上把这种标语撕掉！” 　　叶群布置毛家湾的工作人员，连夜到大街上把全部这类标语撕掉。 　　众人出发时，林彪又告诉他们：“一定不要漏掉。要全部、彻底、干净地把这种东西清除。我们应当注意宣传主席。”叶群将林彪的指示进一步强化，变成林家大院的行动。 　　大家出发后，叶群在家等待这些人的消息。 　　这个撕标语小组是半夜行动的。他们从平安里出去，先向东四，经东直门，转向南，再进入市区。只要发现纪念林彪讲话字样的标语，一律撕毁，并将撕毁的标语装到车上。 　　八月的北京，彻夜都有人活动。他们开着汽车到处撕大字标语，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胆敢撕毁我们的标语！”红卫兵把他们拦截了。 　　“我们，我们是……”毛家湾众家丁吞吞吐吐说不出来。 　　“我们是收废纸的。”何一伟说：“我们没有恶意。真的。” 　　“还说没有恶意！”红卫兵说：“你们撕毁宣传林副主席的标语，是什么性质！” 　　“我们觉得很好，标语没有问题。”孙志民说：“可是应当多宣传毛主席。”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难道不该宣传吗？”红卫兵质问何一伟：“你对林副统帅是什么态度？” 　　当时何一伟的言论，根据《公安六条》，当然地属于犯罪。红卫兵马上要把他们送到劳改队去。何一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严重的情况，也有些着急。他们开始还很有耐心的解释，可是红卫兵就是不相信，何一伟就激动起来。双方开始争吵。 　　何一伟看看没有办法，只好亮出底牌，说自己是林办工作人员。 　　红卫兵哪里就肯相信！他们打电话给毛家湾：“这里有个夜间出来破坏革命宣传的反革命小组。小组正在撕毁关于纪念林副统帅《八。九讲话》的标语时，被革命群众抓起来。可是他们说是毛家湾的，我们不相信。这些人现在已被红卫兵抓起来，我们认为他们是故意损害林彪副主席，扣押起来了。特请示首长和主任想法解决。” 　　叶群只好证明他们都是毛家湾的人。 　　不然，他们会闹得更凶。 　　周恩来的计划越来越具体了。 　　根据毛的性格，谁站得离他最近，谁就是他的敌人。现在已经有这样一个人站在那里了，为什么不利用毛的多疑，叫他们杀一个回合呢？应当为他树立一个猎物。如果那样，我马上可以理直气壮的充当毛的宝剑。我背后的那些军人就会变成毛需要的另一力量。毛也必然会取消对我的攻击。形势将化险为夷，我会死里逃生，而且会得到更多机会。一定要躲避过去眼前的危险，即使拖几年，甚至拖一天，都是宝贵的。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一个围魏救赵、釜底抽薪的计划。 　　周恩来想好了一箭双雕的主意。 　　他要用一个东西同时打击军队和造反派。 　　一定要在这两方面把文章做好。 　　毛会很高兴吃下我做的这碗饭的。 　　周恩来坚信，这样的机会会如期而至。 第十二章 杨余傅 林彪决心搞掉杨成武和与杨打得火热的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江青的人，他们被打倒，是折了中央文革的三员大将。原来，在公开场合出场的中央文革名单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下边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现在王、关、戚倒台，烧饼打驴－－一下子去了半截。这不光是实力上的损失，而且是政治地位的损失。这个行动等于说：谁都敢对中央文革下刀子。中央文革日照中天不容置喙的时光结束了。 　　江青大怒。她稍作调查，就确认这是杨成武干的。 　　康生告诉她，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才是这个行动的总指挥。 　　江青说：“这个老政客！他给我好看，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周恩来虽然获得很大胜利，但也有损失。他和中央文革一度修好的关系又出现裂缝。 　　他得罪了江青，得罪了整个中央文革。康生建议江青去找林彪谈谈：“周恩来这个人，我是知道的，老奸巨猾的机会主义者。弄不好，将来我们都得倒在他手里。林彪不同，军事上行，政治上不行。” 　　江青说：“那个人是神经病，不容易谈。” 　　康生说：“林彪不好谈，可以找他老婆。” 　　江青说：“那个人太庸俗，我对她没好感。” 　　康生说：“个人好恶是一回事，政治是另一回事。一定得取得林彪的支持。周恩来的目的是扑灭整个文革烈火，建立官僚执政的体系。只要文革夭折，官僚系统复活，他就如鱼得水，我们就够呛。说到底，他是对着我们中央文革的。如果周和林彪结合了，我们就难堪。如果我们和林彪团结得好，事情就成功。我看周拉不走林彪，他们之间成见很深。周只好拉拢杨成武，还有二月逆流那些人，这是个反党集团。” 　　江青说：“有证据就好了。” 　　康生说：“证据容易搞，关键要靠主席英明果断。” 　　周本来打算进一步推行他的政治策略的，因为发现了面前同时站着两个敌人：林彪和中央文革。中央文革那些人，就是靠主席，暂时成不了很大气候，没有实力。中央文革自以为在武汉事件中立了功，正向主席要赏赐，而主席另有想法，暂时不会给他们很大好处的。军队更不会允许中央文革多摘桃子，他们以后会有一番搏斗，至少不会联合得很好。如果他们受了刺激，狗急跳墙，被他们咬了还真不轻。可以把这条疯狗先糊弄住，集中力量对付那只吃人的狮子。 　　于是周恩来不得不收回后半个计划，集中力量对林彪。只要弄到林彪，把他送给老虎吃掉，这边的风险就小多了。毛泽东此时忙着清除造反派和军队这两个势力的社会基础，不会整到周，甚至可能会利用原行政系统，重新修补大火烧毁的篱笆。因为社会上的主要力量就这三种。 　　周庆幸躲过去一场灭顶之灾，换来了战略上的新局面，收获大于损失。但是，他的估计有两点出入。第一，林彪势力确实和江青联合起来了，一致对付杨成武那些人。第二，毛泽东没有同时吃掉两种势力的胃口，正一个一个地吃，而且吃的顺序是放下军队，先吃红卫兵。 　　毛泽东动员工人组织宣传队进入大学，领导学校里的斗、批、改。 　　学生曾经拒绝接受这种安排。清华和北大都发生了学生与工宣队冲突的流血事件。但是既然阎王叫小鬼去投生，拒绝是没有用的。红袖章再也不是光荣的象征，而是过时的标志了。他们不仅要接受军管和军训，还要接受继之而来的上山下乡。他们走出了历史的舞台，不得不到社会的阴影里生活。失意的红卫兵进入思考的阶段。 　　当他们走下舞台，才知道政治不仅把他们利用了，而且刚利用完就抛弃了。然而，他们这个整体毕竟年轻，而且有红色的邪劲支撑着，有生理上充足的热情相鼓舞，他们并没有抛弃理想。在灰色的暗夜里，他们不屈不挠地探索着人生的目标和价值，社会的昨天、今天和未来。从大雪纷飞的北方到猿啼山啸的海南，从人声嘈杂的闹市到偏远沉寂的乡村，利用劳动的间隙，农闲的机会，利用那些荒废的时间和愚昧的空草地，他们读书，争论，写作。他们机警地等待着，同时充实着自己。热火烧干了泪眼，压抑的悲愤随时准备发泄。红卫兵走向另一个阶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空前绝后的行动，其意义至今还不能完全总结出来。就是说，它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将持续表现出来。统治集团将火热的红卫兵一下子扔到社会最底层，是对青年学生的一次政治淬火。钢材因淬火而得到硬度，得到那种美丽的钢蓝色。红卫兵走进农村，走入山乡，走进农民的茅屋里。他们才发现社会的真相：专制统治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残暴。经济的重担由农民承担着，可是人民的生活如此困苦，很多人不得温饱，乞丐的尸体就在他们过去欢呼的红旗和褪色的标语下。文化的落后加强着人们的麻木，愚昧把野兽培养起来，觉醒还需要很长时间。他们迅速地失望，迅速地反省，迅速地进入新的痛苦思考，也因此成长起来。 　　毛泽东叫知识青年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说对了一半。青年人在农民那里学到了顽强和勤奋，知道什么事情都要慢慢地做，要会忍耐，但是得咬牙坚持自己的要求，无论是追求还是报复。他们也学到了农民的实际精神，懂得过日子是需要扎实的经济收入的，口号和理想，乌托邦解决不了问题。农民对专制统治者的憎恨和对自己人的爱护，也深深地影响了青年学生。学生们变得宽容了，善良了，也变得凶狠了。由于知识的差别，知识青年也看见了自己的优秀，而优秀的人是要承担精英伦理责任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肩膀上那种历史赋予的责任。后来的民主运动和自由文化风潮，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密切的关系。 　　那个运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驱赶失业青年的冠冕堂皇的下流动作，但它无意中使青年学生看见了魔鬼的后院和地下室。这个抛弃活动，使原来的忠诚的信徒变成掘墓人。在中国历史上，用最短的时间反省社会和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经久不散的阶层的，就只有那一批知识青年。那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中国社会在这种歪打正着的行为中得到了新生力量。读过《水浒传》的人，会因此想到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 　　那时，所谓主流社会还在不断的争吵和斗争。当他们把大多数人排除在权力的范畴之外，那个栅栏里边的狼虫虎豹撕咬得更惨烈了。 　　康生、江青、陈伯达对王、关、戚的遭遇很快就弄明白了。果然是杨成武在毛泽东面前说了坏话。中央文革打算整杨成武，这一点正好和林彪不谋而合。 　　林彪先后四次在毛跟前说杨成武想把“代”字去掉，还说杨成武在军队里排挤李纳。 　　毛找江青对证，江青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 　　毛泽东问道：“怎么不好？” 　　江青说：“这个人政治态度嗳昧。他的主人太多。名义上听你的，可背后听周恩来的。杨成武什么事情都先给周恩来回报。他们是一个秘密势力。” 　　毛泽东说：“要知道，凭空诬人清白，将来是要下油锅的。” 　　江青说：“傅崇碧、余立金都是他们一伙的。他们应付主席，表面上办事恭顺，可另外有集团。” 　　毛泽东说：“怎么到处都是集团？不要胡说啊！” 　　江青说：“我有天胆，敢胡说？胡说无用，我有证据。以周恩来为首的那个集团，是一个走资派复辟势力。杨成武是他们安排在你身边的特务。他们背后是那些将军和老官僚，还有文化界那些封资修上层人物。他们随时可以组织一个政府，一个军队，架空你。” 　　毛泽东说：“你们也可以架空我。” 　　江青说：“我们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 　　毛泽东说：“量你们现在也还没有那个力量。” 　　江青说：“周恩来虽然有力量，暂时也不敢。不过不能让他们坐大。” 　　毛泽东吸着烟，沉吟不语。过了好一会儿，他摇了摇头，然后又点头说是。 　　江青高兴地告诉叶群：“那个山头（指杨成武）快被我拿下来了。” 　　叶群那边也策划了具体的方案，制造了很多罪名，目标就是把杨成武从总参位上弄下来。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向毛泽东灌输“杨成武政治面目值得怀疑”的材料。 　　经不住各方面一起努力，毛终于起了疑心。 　　毛泽东对林彪说：“杨成武的问题，是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问题。” 　　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数百人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内准备讨论中央文件。时间到了，可是没有人上台主持会议。一会儿，上来一些服务人员，将台上的桌子搬走了。出来一个人，说将有重要会议进行，请大家安静等待。又上来一些人，重新将台上的桌子排列，忙乱了好一阵子。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突然一片掌声。林彪出现在主席台上。 　　主持会议的一位军官说：“现在由林副主席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瘦小的林彪走上前去，向在场的所有人传达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杨成武的问题，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杨成武名义上要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林彪讲话以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什么也没说。他就象个跑龙套的演员似的，亮了相，表示这事他知道。然后，他们就在掌声中消逝了。整个事件极其短暂，如走马灯，如戏剧的过场一样。 　　就在这个看起来极不严肃的走马灯仪式前，中共军队的总参谋长杨成武身陷囹圄。 　　不久，江青又借口北京卫戍区冲击中央文革，抓了余立金和傅崇碧。 　　杨成武先是被囚禁在北京，后来被关押在河南开封，而且是刘少奇死前住的屋子。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总是睡不着觉。晚上作很多恶梦，梦里经常得到刘少奇的提醒。杨成武不相信刘少奇说的那些话，不相信毛泽东是那样的人。他谴责刘少奇，说难怪毛泽东主席要整你，你刘少奇确实对毛有二心。杨成武想到毛泽东那里说说，可刘少奇的严肃和诚恳叫他无法怀疑。他经常在那种非常痛苦的恶梦中吓得一身虚汗。 　　杨成武后来又被押送到山西临汾。那个看守所在著名的盐池附近。那是关公的老家解州。他想到风陵渡和永乐宫看看壁画，被视为不轨。康生曾经要送杨成武到军事法庭，被周恩来压下去了。直到一九七二年，林彪垮台以后，杨成武才得到解放。 　　毛见到杨成武，说：“那些都是林彪搞的。我被林彪欺骗了。” 　　中央文革和林彪联合，打倒了杨、余、傅，双方的地位都巩固了。他们兴高采烈地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九大”上分配权力。林彪这边，人事上比较稳定。中央文革那边，王力、关锋、戚本禹下去了，剩下的人大都红得发紫。只有陈伯达情况不好。 　　他在中央文革内的地位正逐渐降低，好象那些人都不喜欢他了。 　　冬天，雪花飘飘。陈伯达一个人在钓鱼台伤心地哭起来。钓鱼台里的少壮派已经不拿着他当回事了。他看见自己的地位在降低，但没有办法。一个江青，把他的计划打乱了。他想找人倾诉肺腑，可是满朝文武，居然没有朋友。他打电话给叶群，说：“毛主席对我不错，林副主席也很好，可是有人想整我。我很想到毛家湾拜访，可是又怕环境。” 　　叶群问：“你怕什么？” 　　陈伯达说：“我觉得政治环境越来越险恶。” 　　叶群没有完全明白陈伯达的意思，陈伯达也没再说。 　　叶群认为这是陈伯达想靠拢他们，心里暗自高兴。 　　其实不然。陈伯达那时已经知道毛对林彪已经产生了疑惑。 　　毛家湾没有慢待老夫子。 　　叶群大冬天派人去南方弄了些螃蟹。因为路远，等运到北京，螃蟹已经死了很多。叶群拣好的给陈伯达送去一些。陈伯达非常感激叶群，专门写了信表示谢意。 　　这是陈、林靠近，也是后来庐山合作的开始。 　　“九大”就要到了，这对林彪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此时林彪已经意识到，毛对他的信任在变化。他焦急万分，但无法说明。“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感觉不断向他袭来。 　　叶群此时最关心的却是政治局名单。 　　一天，林彪正在吃饭，叶群突然进来了。 　　林彪恼火地说：“他们没告诉你我在吃饭吗？你一冲，我这顿饭就吃不下去了。” 　　叶群说：“都火烧眉毛了。马上就要选举政治局委员了！” 　　林彪没好气地说：“胡说八道！什么九大、政治局委员，一概不谈。” 　　叶群吃了一鼻子灰，自嘲地说“强巴头。” 　　林彪把碗一推，命令：“七天之内，不准见我。” 　　叶群出去了，继续担心她能不能进入政治局的问题。这时黄永胜打电话来，说政治局委员名单由三个人组成的小组审定。成员是总理、康生和他。叶群指示黄永胜一定要保护江青进入政治局，毛不让进，是伟大的谦虚。黄永胜当然明白，只有江青先上去，叶群才有地位。第二夫人要让第一夫人。 　　“我怎么也不能在她前边啊。”叶群对吴法宪这样说。吴法宪说：“我已经和黄永胜咬了耳朵。”叶群说，我最怕的是周恩来预先来毛家湾征求林彪对政治局名单的意见。林彪那个人，他会把我的名字无情地划掉。”吴说：“你放心，我们会有办法的。” 　　叶群好几天都为此坐立不安，最后，她想起了一个只有她能想到的方法。 　　当总理要来这边征求名单意见时，叶群告诉他：“哎呀，林彪出汗了。不能见人。” 　　因此，政治局名单没有预先经过林彪就到了“九大”。 　　政治局名单定好后，秘书念给林彪听。 　　叶群在旁边胆战心惊地等待林彪说什么。 　　林彪问：“是否按姓氏笔划排列的？” 　　秘书说：“主席和首长的名字是大字排的，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小字。” 　　林彪在天空划了个大圆圈－－通过了。 　　“九大”确定的班子，林彪势力大增。除了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军委办公室主任叶群和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以外，还有总后勤部副部长张天际、张天云海军副司令员周仁杰、张敬一、吴瑞林海军副政委张秀川、林绍宾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曾国华、罗元发、谭家述、何振亚空军副政委江腾蛟、刘锦平炮兵政委陈仁麒炮兵副司令员赵章成、宋承志第二炮兵司令员吴烈、政委吴法洪等。 　　各个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大部分是原四野的力量。他们不仅是军区的负责人，而且兼任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头目：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江拥辉、邓岳、邹衍、张峰、汪洋、刘永源和政委李伯秋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文久、刘海清、副政委吴岱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周赤萍、副司令员段苏权、吴瑞山、吴保山、副政委程世清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副司令员毕占云、徐国夫、李化民、潘振武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副司令员胡继承、胡炳云、王车保、谢正荣、政委张国华、谢家祥西藏军区司令员任荣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张文、副政委刘西元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副司令员吴纯仁、江写元、叶健民、黄荣海、张景耀、欧致富政委刘兴元、孔石泉、任思忠、郭成柱、陈德、苏克之青海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龙书金、副司令员罗荣北京卫戍区素司令员杨俊生、李钟奇、吴忠、副政委刘绍文、周树青。 　　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的第一和第二书记中，林彪派系的占了十六人。其中十个省委第一书记是：江西的程世清，福建的韩先楚，西藏的任荣，广东的刘兴元，山东的杨得志，四川的张国华，青海的刘贤权，新疆的龙书金，湖北的曾思玉，贵州的蓝亦农。 　　“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的心情都有一段轻松的时期。毛泽东主要兴趣是研究党内权力的平衡和中国的外交处境。林彪的则对儿女关心得多些了。 　　林彪的家庭关系并不复杂。他非常喜欢孩子，特别羡慕平民家庭中那种自由而和谐的伦理关系。孩子倒是明白父亲的心情，对林彪感情很深。但是，他们家唯一的问题是叶群。儿女都不喜欢叶群。林立衡甚至派人调查叶群是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叶群知道孩子都不喜欢她。作为母亲，这使她非常伤心。她无法改变自己，但又渴望改变这种家庭格局。什么样的父母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改善关系。一个无权无势的母亲可能会用苦口婆心的诉说召唤孩子，一个态度粗暴的父亲可能对孩子打骂，叶群使用的却是权力。 　　孩子越是要离开她，她就越想控制他们。 　　她越是想控制，孩子就越反感。 　　林彪多次对叶群说：“孩子的事情你少管，让他们自由发展。孩子有个性是好事严格要求，但不要控制。” 　　叶群听不进去。她要保持母亲的威严，要替孩子作主。 　　叶群苦于找不到能够切入的点，苦于没有办法表示自己的那种由权力和母爱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当林彪表示出对儿女婚姻大事的关心时，叶群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叶群要为儿子选一个美丽的贤惠的妻子，为女儿选择一个英俊厚道有本事的丈夫。未来的女婿和媳妇可能会听她的控制。通过他们，可以实现对儿子和女儿的控制。那样，这个家庭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在决策的力量对比上，不会是现在的三比一，而可能是三比三或者更好些。 　　“首长你说，什么地方的女子最好看？” 　　林彪说：“锦州的女人好看。” 　　他记起锦州，记起了那个叫做秀水河子的村庄。在那里，林彪曾经和一个漂亮文雅的女子谈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知道那女子是谁。跟随林彪多年的将领们都知道，林彪一生中很少和一个女子谈那么长时间，而且是和战争无关的话。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使林彪对锦州的女人印象如此深刻。人的印象是很难琢磨的，比如，在布满弹坑的山坡上，在尸横遍野的荒地上，战火的硝烟仍在弥漫，冰雪上是烧毁的武器，突然有一个戴红头巾的女子从远方走来，那就可能是美景。或者，在行军途中，到处都是一色的大兵，突然看见一个少女在湿漉漉的井台上打水，都可能构成当时动人的图画。即使她不十分美丽，都可能成为眼中艳丽的美女。 　　根据林彪的指点，秘书们到了锦州。 　　被挑选的女孩都以为是到北京工作，很高兴地随着秘书们来到北京。她们在养蜂夹道游泳，接受了叶群的评价。即使这时，她们也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和任务。直到来到大会堂，参见了那个光秃秃的头，她们才知道这是林彪的家。 　　这些人都没有被选上。姑娘们蒙在鼓里，又回原单位好好工作了。 　　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合适的，但选美并没有停止。林彪觉得自己政治上已功成名就，不仅帮助毛泽东从蒋介石那里夺取了大陆，而且帮助“明君”与政敌斗争并巩固了权力，这就够了。当他意识到自己政治生命的秋天就要到来，第一缕寒风吹到那瘦削而敏感的面颊时，他的反映是叹息而不是抗争。世道沧桑，如此而已，寒冷的政治空气无端地就吹来了。除了尽力而为，还能做点什么呢？ 　　林彪想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这种想法使他走向儿女亲情。他只希望儿子有个美丽的能干的媳妇，并不知道叶群在到处选美。大人物的悲哀就是老被人家欺骗。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事，自己反正不能做，就让他们弄去吧。林彪既不想干涉，也不想操心。他希望只是接受儿女的选择。事实就是胜利。 　　一位从南京选来的姑娘，名字叫张宁。张宁一米六九，亭亭玉立，如花朵似玉，是一个有教养的城市淑女。可谓才貌双全。叶群偏说看不中。她嫉妒张宁，不希望儿媳妇个子比她高。叶群带着明显的倾向问林立果：“老虎，你看呢？” 　　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他对张宁是满意的，但嘴上却说：“马马虎虎。” 　　叶群巴不得老虎这样回答，于是立即打发人送张宁回了南京。事情好象就这样断了。 　　可是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林家的要人，空军作战部的周宇驰告诉林立果：叶群曾经派他们监视林立果，并且要找一个和叶群贴心的女孩子作老虎的妻子，选美是叶群要控制林立果的方法之一。林立果听后勃然大怒。他找到父亲，直接把叶群的阴谋捅给林彪。 　　林立果是个倔强的青年。他和妈妈顶上了。越是你叶群说不行，我越是说行你想给我一个你满意的礼物，我偏不！林立果故意和叶群对抗，把张宁从南京偷偷接到北京。 　　叶群知道了，对儿子大发雷霆：“老虎你无组织无纪律！我还没政审呢！” 　　林立果说：“我爸爸同意的，你有本事去找他呀！” 　　叶群找到林彪，大声谴责道：“我辛辛苦苦为老虎找对象，你倒是成了摘桃派了。” 　　林彪没听懂，问：“你说什么？” 　　叶群拉大嗓子喊叫：“你－－是－－摘－－桃－－派！” 　　林彪也大声反问：“为什么说我是摘桃派？” 　　叶群说：“你摘的是女人，漂亮女人！“ 　　“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句！” 　　“你就是摘桃派，摘－－桃－－派！” 　　说时迟，那时快。林彪上去就给叶群一个耳光。 　　叶群挣扎着。 　　一不作二不休。林彪对叶群又是一阵子拳打脚踢，嘴里还不住地骂：“你这个坏婆娘，你这个坏婆娘！你给我滚！我要和你离婚……” 　　叶群看见林彪真的翻脸了，趴在地上求饶。 　　就在他们夫妻吵架的时候，秘书何一伟进来了。 　　林彪说：“你来得正好。叶群说我是摘桃派。我要她滚开。我要跟她离婚。你给我作证。” 　　何一伟出来，心里懊丧得不得了。他以为出人命了，原来是夫妻打架。 　　叶群对秘书们说：“何一伟何必插手我家的事呢？在他面前，我这个主任怎么当？” 　　何一伟懊丧透了，后悔不该进去。他向林立果抱怨叶群的不善。 　　林立果说：“主任这次挨批，就是我故意挑的。我没怎么着她，她倒是打起我的主意来了，找人监视我。哼，老子也不是好惹的。” 第十三章 一号通令 下午六点钟，两架“子爵”号和一架“伊尔－十八”降落在江西樟树坪机场。 　　时值盛夏，北京炎热干燥。林彪离开首都，重上井岗山，凭吊一个将军的真正故乡。 　　除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陪同，其他都是林彪的家里的人：叶群、林立衡、林立果。他们的队伍看上去更象一次贵族的家庭旅游。 　　这是林彪的顶峰时期。林彪反复思考，希望得到人生的觉悟。在信任与怀疑，朋友与对手，成功与失败，前进和退却之间，他老是弄不清楚。也许是华北平原过于平坦，也许是京城过于嘈杂，他在北京得不到结论。他想到井岗山看看。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高高的峰峦上，也许可以看见前方的答案。如果要进，井岗山可以点燃新的火焰。如果要退，那里的小路是消声匿迹的好地方。他要问一问井岗山：一个成功的战将，会不会同样是一个政治上的好手。 　　林彪按照原定的旅行计划，向深山走去。这个本来应当在家里完成的思考，现在搬到山中进行。在林彪的政治生活中，没有比这次行动更不伦不类的了。 　　进入井岗山境内，林彪的话多起来。 　　他似乎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他指着那些一闪而过的悬崖峭壁说：“创立井岗山，几十年了，得之不易呀。红军在这些天险要隘上，修筑了哨口工事。当年战事频繁，若不是天时地利，很难保住这弹丸之地。井岗山方圆四、五百里。当地人叫大小五井。周围山上的这些井，不知还有没有…” 　　林彪不住井岗山高级别墅，拒绝在已安排好的地方歇息。他非要住附近的井岗山宾馆不可，吴法宪只好临时为他改换住宿地。林彪一改，上上下下都很被动，忙乱自不待说。 　　林彪的行动看起来神出鬼没，手下的人都摸不着头脑。 　　孙志民问何一伟：“首长这次来井岗山，为什么改变计划，不住别墅？” 　　何一伟说：“主席来井岗山时，就没有住别墅。首长也不住，有什么奇怪的？” 　　林彪登高看黄洋界，指着一棵大树说：“主席、朱德都曾在这里打仗，朱德挑粮就在这里歇息。在这里，一九二八年，二百多名红军战士打败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 　　次日，登七溪岭。在层峦迭嶂的山岭上远眺，四下里云雾蒸腾，白瀑如练。 　　林彪气喘吁吁。他的单薄的身体已经抵抗不了这样的旅游。如果说毛泽东是一条矫健的龙，林彪更象一头生病的猎狗。身体条件限制了林彪的兴趣。那根生命的蜡烛，剩下的部分已经不多了。他不得不中止旅游，带着满心的不足，提早回到宾馆里。 　　虽然宾馆的设备不如别墅，但自然风景却同样丰富多采。巍峨的群山连绵而来，迤逦而去。在层山叠峦之间，荡漾着白色的云霓。时候已经是黄昏，在幽暗的屋子里，看外边被阳光刺激着的景色，一切都显得格外灿烂。巨大的瀑布发出鼓舞人心的响声，晚霞在溅起的水雾上绣上一道彩虹。光秃秃的山顶，在阳光下也显得铮光耀眼。被林木该覆盖的山坡，象黛色法兰绒似的，将大小五井装点得深沉博大，奥妙无穷。山间的那些大路看起来就象一条条断断续续的线。就是从那些陡峭的山崖上，红军走出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简直是无限的。那样的小路终于变成的北京的长安街，黛色的山坡变成了铺满法兰绒地毯的大会堂，原来穿草鞋的脚后来走上天安门城楼…… 　　林彪无法马上将未尽的余兴安静下来。不安静的时候又绝对不找叶群和工作人员说话。他被自己少有的激情煎熬着。傍晚时分，他决定出去走一走。这里应该没什么危险。 　　大家都休息了，林彪从屋子里溜出去的时候居然没被人发现。他没有走远，而是顺着条小路走下山坡。先是看见一个锅炉房，那里堆着一些破烂东西和煤炭，煤堆的最上层被雨水淋得发白。饶过锅炉房，有一条山涧，悬崖峭壁，好不奇险。林彪站在那悬崖的边上，扶着一棵松树，仰首看对面高耸的山峦。 　　有歌声从背后轻轻飘来。 　　林彪回头一看，是一位老人。 　　老人笑着问他：“抽烟吗？”林彪摇头说：“多谢，我不会抽。”老人以舒缓的语气说：“你站的那个地方很危险，朝这边站点。我怕突然有人喊一声，把你吓一跳，所以才随便地唱歌。其实我哪会唱歌。我就会抽烟。” 　　林彪对老人颇有好感，离开那地方，向老人走过去。 　　原来这个人是烧锅炉的。这个锅炉担负着整个宾馆的热水供应。老人在昏暗的暮霭中没有认出林彪，也许因为林彪戴了帽子。他们两个谈得很投机。那个老人其实并不老，只有五十来岁，生活把他磨炼得过于苍老。他喜欢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人独处的日子，很安静，可以作他喜欢做的事情。他的爱好是书法。他们来到老人的屋子里。那是一间非常狭窄的房间，其实就是锅炉房的一部分。那里有一张小床，铺盖很破旧。和床对着的，是一张很旧的桌子。桌上放着很多纸，有的写了字，有的卷成一轴，好象还没写。一个巨大的砚台旁边是一个用井岗毛竹截的笔筒。从墙壁上贴着的一些中堂和条幅可以看出，这个人会写字，书法造诣颇高。 　　“你这字，写得真不错。”林彪说。 　　老人说：“过奖了。不过是个爱好。” 　　“有个爱好，人老了就不寂寞。”林彪说。 　　老人说：“倒也是。井岗山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向我要字。” 　　林彪问：“你能不能为我写两张条幅？冒昧相求，不好意思了。” 　　老人问道：“那有什么难的？你要写点什么？” 　　林彪说：“我就是看你的字不错，但不知道要写什么。你随便挑点什么写吧。” 　　林彪默默地祝愿，请这个素昧平生的老人为我指导。他写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如果他暗示我激流勇退，我就不干了。如果他叫我继续前进，我就…… 　　老人很痛快，说写就写。 　　林彪怕老人写得太随便，提醒他好好想想。 　　老人看看林彪，好象有点面熟，但也没再多虑。他是那种不很在乎的人。 　　老人说：“不管认得不认得，如今一面就是朋友。我给你写张关于朋友的条幅。” 　　老人铺纸泼墨，运了精神，站在桌子前，悬笔写下十六个字。林彪不由自主地吟诵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老人说：“这是鲁迅先生的话。鲁迅那个人，可以说是个英雄人物，看人看到骨头里去了。不服不行。” 　　林彪很高兴。他想到自己的心事，想到了那个他奉为知己的人。 　　接着，老人去锅炉里鼓捣了几下子，挑出来一些炼在一起的炉渣。他也没洗手，马上提笔写了第二张。他举着刚写的条幅对林彪说：“我说老表，这个也不错吧？古人说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也是好话啊，不服不行。人要是有这么点精神，干什么都行。” 　　林彪觉得心里加注了一股劲，便对老人说：“谢谢您啦。我得怎么答谢你呢？” 　　老人神秘地笑着说：“你要是手头宽裕，给我点，我好买烟。你要是穷，就算了。这些笔墨纸张，你以为是我的？不，不是我的，是那些当官的送的。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都是用公家的钱买的。我就是出点工夫，不能算钱。再说，你将来有了大出息，我说不定也能得点济呢。” 　　林彪说：“我老了，不会有更大出息了。” 　　老人说：“不能这样说啊。甘罗十二为丞相，梁灏八十三岁中状元，要的是才气和机会，年龄是其次。当年林彪二十一岁当红军第一军团长，那得多大的能力！　当然，我不知道你干哪一行，我不喜欢问人家私事。但我直言，你身体不很强壮，适可而止啊！　我有体会。一样的事，年轻人和老年人就会作出很不同的决定。你说这是为什么？一句话，精的问题。人一老，精干了，神也就少了，精神呢精神，连在一起的。没有精，就没有神。我当年嘿，和老婆一夜折腾五六盘啊！后来呢，熊了，一盘就累得要死。拿出那时我写的字和现在的比，显然不同。那时的丰润华美，现在瘦多了。杜甫说，书到瘦硬方通神。那是他老了说的。年轻人不会说这样的话。信不信？” 　　林彪点头，起身告辞。 　　他听见外边有慌乱的声音。可能大家在找他。 　　林彪没有回头，冥冥中的神没有给他明确的指导。 　　自从下了井岗山，林彪就一天天走向倒霉。 　　林彪在倾覆之路上遇到的第一个陷阱，就是一号战备号令。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专案组发布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材料之三》中，罗列了林彪二十一条罪状，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擅自发布的第一号一级战备通令”。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剑拔弩张。为了缓和局势，两国总理曾经在北京机场会晤，协议恢复两国边境谈判。第一轮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会谈定于十月二十日在中国举行。苏方代表将于十月十九日到达北京。谁都知道，那是没有结果的争吵。十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决定加强战备，以便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会后问过康生：“中苏谈判会有什么结果？” 　　康生说：“沙皇的历史就是不断扩张的历史。新沙皇亡我之心不死。” 　　毛问：“谈不好，我们怎么办？“ 　　康生想探索毛对林彪的看法，故意将话题朝军队上引。 　　康生说：“谈不成就得打。” 　　毛追问：“打起仗来，你看谁胜？” 　　康生说：“开始我们输，但我们必将胜利。” 　　毛摇摇头说：“不，我们很快就会失败。中国历史上，外族迫使中原人当亡国奴的事情不少了。元，是一例；清，是一例；日本来去之间是八年，也算一次。日本侵华，蒋介石还有个陪都重庆，我们怕连那样的地方都没有。” 　　康生说：“从长远的观点看，苏联吃不下去这个大国。” 　　毛说：“什么叫长远观点？十天？五年？一百年？他们统治上十年，我们就都死了。怎么叫蛇吞象？苏联是我们的两倍半啊！再说，你没看见蛇能把比它重好几倍的动物吃掉吗？我看我们一定输，再翻过身来，也要十年八年。” 　　康生说：“我们人多，军队多，文化根基牢，敌人无法改变我们。” 　　毛说：“这也是书生之见！当了亡国奴，还说同化，丢人！你说我们人多，大概是说汉人多吧。元、清两代，汉人少吗？也是亡国了。光人多没有用。军队多也不行，要看战斗力。我们的军队好多年不打仗了。老是突出政治，不搞军事，军队还象军队吗？简直成了教堂！说我那本小红书能对抗人家的高级坦克，这和义和团喝了神符就以为刀枪不入一样有什么不同？自欺欺人！他们以为我信，以为我是傻子呢！” 　　康生明白了七八。他转换方向，说：“军队不搞军事技术，是一个倾向。我同意主席的看法。还有一点，我得提醒主席注意。现在的宣传说，我们的军队是主席缔造的，但却不提是主席指挥的。这样不妥。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口号。长时间喊下去，很不好。”毛泽东用那种极端情绪化的口气揶揄道：“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偷梁换柱！” 　　康生得到了毛泽东的底牌，知道林彪已经引起毛的猜疑和嫉妒。他决定靠毛泽东，糟蹋一下林彪。康生想充分利用这个最高情报，因此而多收获一点。他于是先去找了周恩来，暗示他的行动方向。这显然是帮周恩来的忙。康上希望听到周的赞许，至少可以听到一句公开表态的话，将来说不定有些用处。他知道，周才是真正老辣的对手。 　　周恩来虽然对康生的情报有热情，也察觉了康生的意图。但是，周恩来没明确表示愿意配合。周在谈话中拐弯抹角，一直回避与康生讨论和林副主席有关的话题。康生想：“这个老滑头，明明喜欢，却不说话。你不干算了，我自己干。不过，有了功劳也没你的份儿。”周恩来想：“只要你能杀了那头猎狗，我就谢天谢地。骨头、肉都是你的，我不眼红。” 　　就在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头三天，康生利用他的情报系统，向国内军事指挥系统发出警报：苏联借谈判为掩护，将在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天，即六九年十月十九日，首先向中国的新疆发动进攻，夺取油田和铁路。作为呼应，原珍宝岛战场也将发生冲突。来自苏联的一份情报说，苏联副外长库佐涅夫乘坐的飞机将在伊尔库次克登机，但是现在那架飞机上正在装配空对地导弹。美国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已经投入全面戒备。日本和南朝鲜也加强了空军防卫，地面部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 　　身负国防重任的林彪当时在苏州。那些情报拨动着他的紧绷着的战备心弦。他认为，敌人利用谈判作烟幕搞突然袭击是完全可能的。作为国防部长，如果掉以轻心，造成敌人的胜利，那将是他的严重失职。 　　十七日，林彪对秘书说：“打个电话给黄永胜，一，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二，各部队要紧急疏散，重要设备、装置及目标要迅速伪装和隐蔽；三，抓紧武器和弹药生产，迅速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四，确保通讯系统的畅通，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加强首长值班，掌握敌情，迅速报告。五，二炮部队要做好导弹发射准备；六，一切行动听从军委办事机构指挥……” 　　这就是一个战备紧急动员令。 　　“都记下来了？”林彪问。 　　“都记下来了。”秘书说：“我再念一遍。” 　　“赶快用电话通知黄永胜。”林彪命令。 　　何一伟迟疑了一下，问：“是不是按照惯例压一下再打？” 　　“是的，压两三个小时，宁慢勿错。”林彪恍然想起他的规定，对秘书说：“把记录稿给叶群看看。” 　　“叫你们打电话就打吧。”叶群看了一眼，无动于衷地说：“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替首长想得周到些。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何一伟说：“你叫我想周到些，我就提两条建议参考。” 　　“哪两条？快说。”叶群蛮有兴趣地说。 　　“一是应当向主席报告，这是很重大的决定。” 　　“这一条很好。”叶群高兴地说：“你这个人，不仅人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还蛮有脑子。真不错。我告诉你，首长过去打仗养成的习惯，遇到紧急情况，当机立断，事后再向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是一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对他也是信得过。要不还能算亲密战友吗？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伊尹和大甲就是一个例子，以后我再对你讲。毛主席也了不起，他对军队首长的指示从来不十分具体，让带兵的人相机行事。这和蒋介石不同。宋朝的皇帝怕军队造反，出征前连作战的地方都规定好，所以老是打败仗。” 　　“主任您……”何一伟问。 　　“我扯远了。第二条呢？”叶群不好意思地说。 　　“第二，我想关于发射导弹的事情，其实就是按一下电钮，一不小心就会导致世界大战。是否再增加点什么限制，以免出现不必要的疏忽。”何一伟说完了他的两条建议。 　　“很好，慎重一些对。你随我见首长去。”叶群边朝林彪那里走边说：“首长是大手笔，大军事家，善于作大文章，不象你们那样注意个别词句。当然个别词句也很重要。” 　　“首长的几条很好。”叶群神采飞扬地说：“不过我得提两条建议。你喜欢听吗？” 　　“喜欢听。”林彪说。 　　叶群重复了何一伟的两条建议，问林彪：“你看怎样？” 　　林彪完全同意。他低着头在屋子里来回走着，说：“就照你说的那样办。” 　　叶群和秘书走出来。叶群对何一伟说：“你通知黄永胜，我给主席那边联系。” 　　这时林立果来了。林立果见叶群风风火火的，问何一伟发生了什么事。 　　何一伟将一号通令的事情说了。 　　林立果不屑地说：“什么紧急动员！打不起来。现在中苏美互相摸不清对方的情况，不敢胡来。这叫狗咬马，两头怕。都怕别人先动手，谁先动手谁是罪魁祸首。再说，就这样打起来，也犯不着嘛！” 　　何一伟问：“照你说，这个战备号令不必要吗？” 　　林立果说：“鬼知道那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 　　发布一号战备通令后，林彪依然非常紧张。二十日中午，林彪没有午睡。这种违反惯例的事情是很少的。他一直注视着苏联代表团乘坐的那架飞机，不断收听来自边境的情况。直到苏联代表从飞机上走下来，林彪才去休息。他对那次战备是认真的。 　　林彪这一有备无患的军事号令，叶群事后才向主席汇报。 　　毛气愤地说：“先斩后奏，我不同意。” 　　毛命令林彪：“把你的那个号令烧掉。” 　　林彪那天出了汗。 　　他知道中了别人的奸计了。 　　一号通令事件过后，根据康生的建议，毛将两个在边疆担任革委会主任的军人调走，他们是分管西北边疆防务的曾雍雅和内蒙古防务的滕海清。 　　一年后，到七□年十月，中苏关系又一次危机，林彪再也不敢发布战备通令了。林彪在苏州的别墅里指示：空军应加紧科技研究，当苏美发射带核弹头的武器时，中国应能及时发现、报告并作出准确的反映。林彪提议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到空军工作。 　　林立果到空军不久，就被吴法宪提拔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这期间，毛家湾发生了一起桃色事件。 　　支部书记耿守义突然摸进“林办”警卫队长王孝忠妻子刘颖的房间，刘颖说耿企图奸污她。在双方的挣扎搏斗中，耿的手被刘咬破了。 　　耿守义是毛家湾的党支部书记，平时趋炎附势，对同事刻薄，对叶群奴颜婢膝，服务人员都看不惯他。这时见他出了事，大家幸灾乐祸，不怕事情闹大。何一伟、孙志民将这件事报告了叶群。 　　叶群懒洋洋地说：“我当出了什么大事呢。那个小刘还敢咬老耿一口！何一伟，你是党小组长，开个会，内部解决吧。不光彩的事不要宣扬，我们是四好单位，不要给自己摸黑。”何一伟和孙志民都不同意叶群内部处理的做法。叶群借口是首长的意见，将老耿保下了。 　　大家仍然不服气，一次一次地找叶群反映。叶群只好找小刘谈话。小刘坚决要求处分耿。叶群觉得很奇怪，对刘颖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别扭！是不是有人背后指使你？” 　　在机关生活检讨会上，孙志民当众说叶群：“我看，老耿的堕落和你有关。” 　　叶群大惊，质问孙志民：“你为什么这样说？” 　　孙志民说：“他看过你的《金瓶梅》。是不是？” 　　叶群瞪了孙志民一眼，气哼哼地当众把她那套《金瓶梅》烧毁了。 　　第二天，叶群说：“首长说了，老耿这个人不能保了，调离毛家湾。” 　　小人物为自己的胜利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他们一起吃瓜子，喝啤酒，说说笑笑，好不开心。可是这个庆祝会，还是被叶群知道了。她把何一伟叫过去，说：“何一伟，现在老耿走了，你得当支部书记。”何一伟坚决推辞。可叶群就是不同意。叶群说：“这个职务是我对你的期望。至于成不成，要看党员的意见，后天选举。” 　　“我服从党员的意见。”何一伟说。叶群说：“这就对了。何一伟，我们党员都得服从组织的决定。如果你选上了，就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如果选不上，也要好好工作。”这时，叶群的眼睛突然亮了一下，但那眼神如闪电般马上就熄灭了。 　　叶群问何一伟：“你觉得老耿犯错误是偶然的吗？” 　　何一伟说：“不，老耿对自己要求不严格。” 　　叶群说：“不完全对。人毕竟是人。也许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太寂寞了。” 　　何一伟觉得这里好象不是办公室，而是亲密朋友的私下谈心。他有点愕然。 　　叶群说：“所以，应当把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属都调动到北京来。不然还会出事。” 　　平时的呆板枯燥的工作和千篇一律的声音和今天叶群的情况不一样。何一伟没做声。 　　“你的家属怎么还不来？”叶群问：“你难道不想念他们吗？” 　　何一伟说：“我的先不调吧。我不是说自己不安心。我是想，将来从毛家湾出去，我还想回老家工作。就象兔子似的，我得保留那个窟呢。”叶群问：“家属不来，你不觉得生活很寂寞吗？”何一伟说：“不。工作很忙。没事我就看书。也挺好的。”叶群感慨地说：“怎么会不寂寞呢？看书是看书，并不能取消别的。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性也。那是人的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说起这句话来，我又记起一个小故事。台湾有个女作家，故意将标点符号点错地方。那句话就成为：饮食男，女人之性也。哈哈。” 　　刚才被战胜的那个东西又占领了叶群的身体。她的眼睛突然又明亮起来。 　　何一伟被叶群的眼睛照得清清楚楚，每个部位都无法隐蔽。一直显示着权力的女主任，突然展现出她的女人的一面。那是叫男性一眼就能发觉的放射性元素，那是人类最基本的沟通方式。叶群仰视着高大的秘书，嘴唇轻轻阖动。中年人所具有的那种叫女人迷醉的成熟使得叶群微醺如眠。 　　何一伟吓坏了。 　　他说：“主任还有事吗？没事，我就走了。” 第十四章 联美抗苏 毛泽东忘不了与赫鲁晓夫的那次谈话。 　　那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党政领导人要与赫鲁晓夫会谈。 　　赫鲁晓夫到达前，毛泽东散着步，悠闲地问警卫：“你说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卫士认真思索着，希望给毛一个满意的回答。 　　其实毛不需要别人揣摩，也不必要回答。毛说：“不是人民怕反动派，而是反动派怕人民。四年前，赫鲁晓夫就和阿登纳谈到一个话题：他们对中国的恐惧和担心。他们为什么怕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怕。俗话说：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他们不是有原子弹吗？放啊。如果苏修敢在中国放下两颗原子弹，那就好了。你看我有没有办法治它！” 　　颐年堂里，迎来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看起来充满热情、兴奋和高傲的尊严。毛就是受不了这种盛气凌人的样子。当赫鲁晓夫以夸张的口气表示友好，并且说些不连贯的俏皮话时，毛好象看出这种表情中所包含的不安和深藏的担忧。毛泽东看起来则自然轻松得多。他就那样随便朝沙发上一靠，安详地等待开始。一切准备都已经在一杯杯的浓茶和一支支的香烟中完成了。他胸有成竹。 　　会谈开始时候还算柔和。可是不久就谈到分歧。这时的赫鲁晓夫突然就象下等演员突然找不到提词的人似的，烦躁不安，表情判若两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那种粗暴蛮横、飞扬拔扈、咄咄逼人的老子口气不能忍受。尤其当他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安置无线电通讯设备以便联络他们在太平洋上的舰队时，毛看见了并且进一步确认了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野心。他瞧不起那种威胁。尽管赫鲁晓夫以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贷款相要胁，甚至拒绝上天安门参加观礼，这些都没有改变谈判的结果。 　　谈判结束后，他对警卫说：“想压我们这个民族屈服！难道我们是那种没有骨气的国家吗？他越是趁火打劫，我们越是敢顶！” 　　送走赫鲁晓夫，毛就去外地视察。 　　在南去的列车上，他看见的是龟裂的田地、荒芜的山坡和饿殍遍地的山东、安徽，反复地感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啊！”他说的“人祸”，不是指领导人的经济政策错误，尤其是他自己的错误决策，而是指的苏联。 　　十年过去了，中苏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了。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说干就干，虎视眈眈。任何一方都可以说自己受到威胁而采取战争措施。这等于将两把叉子叉在一起。美苏谈判一次又一次。任何一方想得到利益，都必须牺牲点什么。欧洲、中国、东南亚、中东，总不会牺牲自己的东西。万一有一天美国和苏联谈判，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牺牲中国，那就惨了。毛泽东在分析形势时多次表达了自己深沉的担忧。中国的核武器还非常弱小。那只不过是为了打破核垄断。你有我也有，吓唬不着我。可是论实力，中国的原子弹远远不行。 　　游泳池里的毛泽东，要周恩来过去谈话。 　　周放下所有紧急的和不紧急的事情，急忙赶到中南海游泳池。 　　“今天不谈小事，只谈大事。只说不愉快的，不说好听的。”毛对周恩来说。 　　周感到毛有非常重要的想法。他对主席说：“大事小事，面对现实，说心里话。”毛展开地图，对周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大国、强国，不少哇！”周说：“各自都有自己的绝招。”毛说：“你说说看，我们的绝招是什么？” 　　周说：“人民战争。谁来都得陷进去，是个泥坑。” 　　毛说：“人民战争嘛，倒也算个招。我们死上两亿人，他们就被拖完了。” 　　周说：“我们的人民懂得游击战争。毛泽东思想，学了这些年，深入人心了。” 　　毛说：“那个作用不大，别人说得天花乱坠，我自己心里有数。人们要是相信它，能变成暂时的热情，热情多少也能产生点实际作用。就这些。国际斗争呢，就不同了。到头来还是靠实力，靠钢铁、粮食、武器、先进技术和人的知识水平，这些又都需要钱。一分钱难死英雄好汉。我那年从北京回上海，鞋子在火车上被小偷偷去了，就只好赤脚出火车站。后来章士钊老先生借给我钱，大仁大德，救了我的急。人没钱不行，国家没有钱财也不行。没有钱，毛泽东思想救不了毛泽东自己！” 　　说到这里，周恩来找不到头绪，不知下边说什么好了。 　　毛接着谈家常，说周有个好妻子。在叙述了自己感情上的难处后，毛万分痛苦地说：“一句话：内外交困，焦头烂额。操他的娘！” 　　周恩来猜不透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得不虚晃一枪，大而无当地说：“因为要探索新路子，没经验参考，难免走点弯路。平庸就舒服些，创造就有痛苦，但是创造能调动热情。” 　　毛点点头，又摇摇头。 　　他将自己埋在烟雾里，看上去面目不清。 　　周怕坠入毛的泥潭，不敢恋战，想把话题转一下。 　　周恩来问道：“主席，你饿不饿？要不要加点夜餐？” 　　毛泽东兴奋地说：“要的。人是铁，饭是钢。没有物质基础不行。” 　　周要了毛爱吃的杂粮粥、辣椒和咸菜。 　　周漫不经心似地说：“无论怎么说，这三年忙于文革，生产受到影响。得补上。” 　　他看看毛，毛点头承认。 　　周恩来以忠诚能干的大管家口气说：“你说过，落后就要挨打。现在有些家伙要打我们的主意。苏联陈兵百万，说干就干，虎视眈眈。从历史上看，苏联是扩张主义，几百年来把一个俄国变成这样大。俄国人欺负我们，是由来以久的。珍宝岛事件不分胜负，事没有完，随时还会打。这是一。二呢，美国扶持台湾，有机会就闹事，没机会就自己发展。三呢，就是日本。美国希望日本有一天能够代理美国管理东南亚。这些都好说。我们都对付得了。我们舍得的东西他们舍不得。可是我怕万一，万一美国有一天和苏联谈判，那必然是以牺牲中国为条件。如果日本也来抢肉吃，那就不好对付。” 　　周看看毛，毛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周说：“是的，即使他们都来，又怎么样？斗个十年八年，我们还是要胜。 　　可我们的目的不是老领着老百姓打仗，而是要过好日子啊。我经常想象你所构思的五。七指示，那个图景非常美妙啊！我们的群众要求不高。这个民族不是个很看中物质享受的民族啊。” 　　“你说对了。”毛激动地说：“我想三年结束文革，现在都快四年了，还没看见尽头。这样不行。除了国际，国内问题也越来越棘手。无论如何要解决，谁拦都不行！现在的问题是干部，很多人经过文革以后，没有胆量了，与我的愿望相反；还有一些人，在文革中学会了胡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和我的愿望相反。” 　　周恩来附和道：“我们得创造一个时期的和平，以便进行有革命目标的经济建设。” 　　毛沉思着，说：“这话题使我想起来一个人，一个管理和建设的人才。你说是谁？” 　　周恩来对着地板机警地转动眼睛。他想了想，果断地伸出他的食指。 　　毛泽东笑着说：“对了，就是那个第二号走资派。你要过问一下他的安全。绵里藏针，能屈能伸。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敢想而不虚妄，能干而不结帮。人才难得啊！” 　　毛作了个让周恩来讲话的手势，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在这些不怎么样的邻居中，我们必须有所选择，建立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关系。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张良一曲破楚兵，都是历史故事。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局面也出现过，甚至比现在更险恶，不是都过来了、胜利了吗？我虽然着急，但不慌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一点，在战略构思和运筹上，主席是高手。” 　　毛泽东说：“你一下子都推给我？” 　　周恩来说：“你当司令，我当参谋。” 　　毛泽东说：“那好，你今天就给我当好参谋。今天我们来个诸葛亮和周瑜的方法。我们用一个动作，将整个计划表示清楚。我另外给你一张地图。” 　　周恩来说：“这是何必呢？你说就是了。” 　　毛摇头说：“不，我一表示，你就随上了。你这个人就这点不好。老是随声附和。” 　　毛泽东的话说到表象，但没说到实质。周恩来看起来是跟毛，实际上心里离毛很远，很警惕。既然跑不开，他就必须关注自己的安危。为此，他必须顺从毛的意见。在解放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中，周恩来何曾有过自己独立的理念？大跃进、反右、庐山会议、四清、文革，都一样跟毛泽东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站在毛一边，通过了十六条。文革中的一系列政策性讲话，是周发表的。夺权风暴、批判知识分子、作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清查五一六、打击造反派，都有他的股。他愿意保护的那些贵人和名人，是军队和地方的诸侯等。对于和老百姓生死攸关的政策，他或者漠不关心，或者说因恐惧而不敢关心。四九年以后，周恩来除在一九六二年钢铁生产计划的马鞍形问题上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其他都是跟毛的。 　　周恩来一惊，但很快就笑着说：“可我没附和高岗、彭德怀、刘少奇他们。” 　　毛说：“这就是你的高明之处。你知道他们不行，成不了事。实践证明你是对的。” 　　杂粮粥做好了。两人一边喝粥一边各自完成了思考。 　　两张地图放到一起，竟然是完全一样的表示：都在中、日、美之间划了一个圈。 　　“老鹰和北极熊，谁更可怕？”周和毛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杰克。安德逊在周恩来去世后写过：“美国人总是那么现实！现实得目光短浅。抗战胜利时，很多美国人都把蒋介石看作中国的希望，只要他讲话，就都蜂拥而至。那时我曾经对周恩来说过，很多人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看成铁板一块。周恩来说：不。因为地理上的接近，苏联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如果将来中国共产党掌权，将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不能容忍大国沙文主义的毛泽东，更是对苏联戒备有加。 　　一九六零年六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布加勒斯特共产国际大会。会上，苏共围剿中共，周恩来奋起反抗。苏共攻击斯大林，周去斯大林墓献花圈。后来周奉命回京，毛破例地到机场迎接。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联大军入侵捷克，才真正使中共惊慌起来。次年，中苏之间发生了边境冲突，毛看见战火迫在眉睫。那时中共的外交基础理论极其简单，一切反对苏联或与苏联有矛盾的，都是朋友。 　　在周恩来主持政务中，一直坚持反对苏联。美国的前锋论坛报副社长Ｒｅｓｔｏｎ在访问中国以后说：“中共面临三个大问题。一是教育七亿人民，二是准备和百万苏联军队打仗，三是将政权移交给第二代。”周恩来一九七零年同斯诺谈话就明显表示了中国寝食难安的就是北方的苏联军队。周恩来有意利用毛的民族主义心理，将中国的外交引导到白宫那边（见《文革的预谋者和发言人周恩来》）。 　　那天晚上，他们谈了很多，谈得很投机。 　　那以后，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开始了对中美恢复关系的试探。 　　一九七□年八月十八日，中朝乒乓球比赛在首都体育馆进行。斯诺夫妇被邀请观赏。可是因为事先他们已经有一个吃北京烤鸭的约会，不能去看表演了。这本来是生活中常有的事情，尤其在中国，改变作息和约会，是常见的。但是这一次不同。斯诺夫妇正吃着美味的北京特产，突然有人打电话说：“请你走一趟。” 　　对于普通人，这可能是司法机关送达传票的语言。但是斯诺知道，这样的话通常是说有人要接见他，而且是重要人物。 　　当斯诺走进那座漂亮的建筑物，看见了周恩来、董必武、李先念副总理、西哈努克亲王和他那风韵绰约的妻子。叫斯诺感动的是，他们夫妇的座位是安排在主人席位上，而不是客人的席位。 　　七十二岁的周恩来已经满头银发，但是精神依然不错。他上身穿运动衫，下身是一件灰色长裤，白袜子，动作和眼神依然机灵，而眉宇间的精神却更加坚硬，表情运用也更圆熟。 　　他先谈了美国的一大堆国内问题，是研究者的口吻，没有嘲笑和幸灾乐祸，好象谈一个正在困难中的邻居。斯诺不知道周为什么谈这些。斯诺毕竟是美国人，即使知道的不如周多，至少那是自己的祖国。周是作为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议论美国的。 　　斯诺问：“是不是你觉得美国国内问题严重，失去了在东方的主动性了呢？” 　　周恩来说：“这正是我要请教你的问题呢。” 　　斯诺问：“如果中国寻求和解，是先找苏联呢，还是先找美国？” 　　就在这时，这个需要回答最严肃的问题时，服务员送来积分牌，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他们必须去和胜者握手了。主人和客人，喝完各自的咖啡。周对斯诺说：“最后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次谈。我可没有把你当做客人啊！”这个意思说说：虽然你是美国人，但是我们希望你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为我们中国的利益考虑问题。哪怕就这一次也好。 　　十月一日，斯诺在庆祝会上短暂地见到了周，并告诉周，美国人提议重开谈判。 　　周恩来那时说：“中国对此不感兴趣。” 　　斯诺诚恳地说：“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思考。一是从历史上看，谁对中国的威胁更大，更实际。二是从现实情况看，和谁交往对中国的政治地位更有利。三是从长远看，经济和技术上的交流与互补，苏联与美国，中国从哪个国家那里能得到更切实的东西。” 　　周说：“你觉得美国在走下坡路吗？” 　　斯诺说：“就美国的意志说，是开放的，进攻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贪婪的。但是五十年代是这样，六十年代就不行了，七十年代在退缩。我说的是在亚洲。他已经没有胆量招惹愤怒的八亿中国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研究成果，美国人也这样叹息自己的黄昏。” 　　“难道苏联就敢随便招惹中国人吗？”周尖锐地问斯诺。 　　时间太短暂，周必须去参加另一个约见。斯诺没回答，会见就结束了。 　　十一月五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周恩来又一次约见斯诺，两人进行了四个小时的谈话。 　　这次谈话，显然发生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之后一段时间。 　　“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中国现在愿意和美国进行一次秘密接触。”周恩来说：“我们做事是讲道理的。一九六九年尼克松就职演说中提到，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如果华沙不行，也可以在北京谈。中国当时表示，欢迎尼克松派一位特使来北京会谈。可尼克松没有及时回答我们的好意，倒是及时地入侵了柬埔寨。所以，中国人得到结论：美国人说话不当真。” 　　“现在，”斯诺问：“门还开着吗？” 　　“还开着。”周说：“但是，关键是美国是否认真对待中国关于台湾的立场。” 　　“其他呢？”斯诺又问：“还有其他障碍吗？” 　　“其他都是枝节问题。”周恩来干脆地回答，显得简洁而明快。 　　会谈就这些。斯诺整理笔记，并且删去那些估计不能说的话，将可以说的写成一个很长的电报，交给总理审定。然后，斯诺将这个电报发到太平洋那一边－－美国－－他的祖国。 　　就在那个星期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汉将军到达北京，递交了尼克松的信件。尼克松说：在他正式和中国打交道前，将授权一位特使先行访问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又过了几个星期，毛告诉斯诺：“尼克松的特使就要到达北京了。” 　　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引起震动。他传达了毛、周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新闻。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抓紧研究这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大事。处于对苏冷战时期的美国，正在努力寻求美苏之间的第三张牌。 　　七月九日到十一日，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 　　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在外交上柳暗花明。 　　周在外交方面的经验、知识和风度，是中国领导人中少有的。他总是那样风度雍容，机智风趣。周恩来信心十足而又谦虚有礼地进行着与毛泽东协商好的那些步骤。他好象不是从艰苦的长征、上海地下斗争和延安出来的，这样的风度，在别的中共领导人那里几乎看不到。周在谈话中常常扮演不同的人物，这使人觉得别人都是角色，而他是作者。别人是演员，他是导演。即使在他仰视什么人时，他的内心也仍然在那人之上。他是真正的贵族，一位全天候人物。 　　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说：“别看周恩来风度翩翩，那是假象。他杀过了人，会若无其事地抽根烟就走开了…他是那种看起来不说假话的人，但实际上他从来也没说过真话。他总是在演戏，而且叫你跟着他哭笑…他既能对人热情周到，又能做到无情残酷。周出身于官僚书香之家，具有贵族的血统。在文化上，他抛弃了传统的表面，但保存了传统的实质。” 　　任何一个强硬派得到毛的认可，周都会与之合作，但绝不是合流；任何一个温和保守派得到毛的支持，周都会将之纳入自己的圈子。但如果危险来了，需要抛弃这个或那个力量，他也会不眨眼地扔掉。如果还有价值，事后他会再想法拣回来。周会顺水推舟，但不添油加醋。他知道怎么把各方面关系都弄得都很光滑。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当他难受时，能尽量保持冷静。可是当他手中有了好牌时，就会更加温文尔雅。 　　一个时期过去了，中国的困境得到缓解。 　　周给毛泽东打电话说：“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我想去看看你。” 　　“没有大事，我不会找你。你呢？”毛说：“你现在找我干什么？” 　　周恩来说：“人家都有假期，就是我们没假期。要是年轻，老婆肯定得吹。” 　　毛泽东说：“懂哲学的人，都没有良好的夫妻关系。康德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性交，萨特不结婚，孔子的夫妻关系也一般。我也一样。有假期也不行。” 　　周恩来哈哈大笑起来。随后，他们在电话中还谈到了性。毛泽东说到李商隐的无题诗。他说李的很多诗歌被人看作淫诗，如雏凤胜于老凤声，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还说，有人将他的庐山仙人洞一诗也看成淫诗，周恩来大笑起来。他和毛泽东，出身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对待异性上也很不同。周的性情是知识分子式的，不论外表多么刚毅，温情是始终存在，而且力图找到美好的表达。毛泽东不同，他渴望美好的平等的爱情和热烈的性，但是他的无于伦比的权威威胁了女人，即使真正有个女人要和他维持平等的感情，毛也不会容许。他陷于传统政治与人类感情的矛盾中，最后只好走向性的消遣甚至性的虐待。他一定想过：“既然你们都无法达到我的要求，我就只好把你们当做玩具了。”周恩来则不然，他小心地保护自己心中一块美好的东西，身在地狱心在天堂，向往纯情的女子和远离尘世的爱情。这个不同，两个人都互相理解。周恩来从不嘲笑毛在性方面的放纵，因为他知道他的孤独；毛泽东也深知周恩来向往的小姐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即使周有什么花花事，毛泽东也不会忌妒。他们在不同的山坡上寻找不同的花朵。 　　他们谈得很多，很开心，彼此距离很近很近。 　　那是毛和周关系最融洽的时期，也许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周恩来和毛泽东不同 　　访问中国的法国人曾写道：“毛和周的关系那时非同寻常。我们和毛谈话的时候，周居然在那边随便翻阅报纸，显然没有注意谈话的经过。不能想象，有什么人可以在戴高乐面前这样做。” 　　在一次随便的聊天中，周恩来很动情地向毛叙述了自己的思想经历。他曾经在游击战争问题上和毛泽东有相反的意见，但后来他知道那种路线不行。周认定毛具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作领袖的独一无二的品质，因为他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具有献身精神、创造性、中国式的个性和超人的魄力。 　　周的这些主动的内心暴露，获得毛极大的好感。毛坦白告诉周，他认定周聪明过人、宽宏大量、有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在一蹶不振的情况下挽救局面的能力。他尤其看中周的是那种忠诚和牺牲精神。毛说了一句叫周恩来胆战心惊的话：“你好象没有当第一把手的野心。这个判断大概不会错吧。” 　　周诚惶诚恐地说：“如果我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承认，这是第一条。” 　　“你比我聪明。”毛泽东说：“谁当第一把手，谁最可怜。如果叫我再生一次，我当哲学家，当诗人，不当领袖，坚决不当。”周恩来问道：“让蒋介石当？”毛泽东说：“咳，谁想当谁当。”毛泽东以那种对政治和人类的弃绝口气说：“谁当都弄不好。这个世界，操他的娘！无论谁管，都管不好。那时我因为年轻，不服气，以为自己很行，上了主观主义的当。后悔晚了。” 　　两个人一齐哈哈大笑。 　　周恩来用那个融洽的气氛，忧虑地说到当时的四大危机：接班人问题，军队内部的宗派问题，左派右派对国际国内政策认识的倾向性问题，以及战争危机。毛、周都认为：形势发展比估计要快。中美关系的发展，使很多人跟不上。要迎接新形势，把思想的混乱降低到最低限度。 　　毛说：“账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不管怎样，中国不会在地球上消失。” 　　木已成舟，中美关系迅速发展。 　　三月十五日，美国取消了去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 　　四月六日从东京传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中国大陆的消息。 　　四月十四日，就在周招待乒乓球队时，美国宣布结束对华贸易的禁令。 　　五月十三日，美国住巴基斯坦大使转来叶海亚。汗的口信，中国反映积极。高级会晤将在中国境内进行。尼克松读完这封信，马上对基辛格说：“这是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他们那天晚上破例喝了陈年白兰地，为庆祝一个和平现实的新秩序的到来。 　　在这巨大的政治运作中，周恩来得了满分。 　　相反地，林彪却被中美合作这个突如其来的浪潮甩到历史的浅滩上。 　　当中国的马车向右拐弯时，林彪仍然一直前行，自个尔冲向危险的悬崖。 　　失败的政客往往后悔没能激流勇退，而得意的名士往往自诩先见之明。其实，在所有行业中，政治的马车是最不容易刹住的。商人因为金钱的得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中止合同甚至不再做生意，如范蠡。文人学士可以凭一时的血气弃笔投戎或弃文经商，如班固。其他劳动行业间的互相转换也比较容易。唯独政治，没有那么简单。 　　别的行业象是爱好，政治却象赌博。封建或类封建社会里，权力的涵盖一切的功能对人的诱惑太大了，权力不仅是调动物质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是一切价值的参照。这个无处不在的东西成为唯一的硬通货，它换算一切，动摇一切，建设一切。它甚至能影响人的思维，影响概念和逻辑。政治不仅是个人行为，而且是集团行为。即使你想退却，你身边的人，你所在的那个集团不容许你那样做。此即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在政治上没有撕杀到最后一口气而中途退场的，连敌人也不会理解。如果你杀得对方片甲不留，他们倒会承认你。这种社会的政治机制的无层次性，不仅是终身制的土壤，而且也是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根源。谁上了封建政治的贼船，谁就要拼杀到底，就象穿上了红舞鞋。到头来，胜利的精疲力尽，失败者血肉模糊。 　　尽管林彪已经意识到危险，尽管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好，甚至开始向往平静的平民生活与天伦之乐，但他不可能停止。一号通令被毛泽东愤然废弃，已经告诉林彪毛怀疑他的权力了。但林彪还是想：那不过是偶然的判断问题。一个国家面临敌人极有可能的突然袭击，没有战备号令，让敌人长驱直入，将构成历史上的笑话。谁指挥军队，谁都逃脱不了人民的指责。有准备总比没准备好哇。谁都没有资格嘲笑一场作了准备但最终没有发生的战争。 　　正确的逻辑没产生正确的结果，因为林彪使用的概念错了。这里的头人是毛泽东，他的最高权力不容分散。这里的一切首先要保证第一把手的利益，这不准分辨。这里没有任何谁都可以一样使用的词语，每个人都用不同的字典。这里的比赛规则瞬息万变，谁输谁赢不是根据能力而是根据裁判的好恶。在这里，你的敌人常常就是你的老板。凡是认真的人都会输得一败涂地，只有痞子才吃得开。 　　林彪恰恰不是痞子，而是一个认真的人。 　　林彪承认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是最直接的威胁。但是大多数的中国将军相信两点：一，苏联毕竟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二，修正主义迟早要失败。在那片公有制的国土上，共产主义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冬眠的社会主义要比活蹦乱跳的资本主义好。虽然上上下下所表示的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痛恨达到咬牙切齿的程度，但这个帝国主义毕竟还有“社会”这两个字啊。从根本上说，苏联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从政治的血缘上说，还是中国的兄弟－－尽管是不和睦的兄弟。而美国，却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一只家兔子尽可以不和野兔子来往，但是绝不应当与老鹰做朋友。 　　毛泽东不是这想。 　　一九六五年，当苏联总理柯西金路径北京回国时，毛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在越南战争升级，苏联会不会帮助我们。柯西金只是哼了一声。毛泽东记得很深刻。他坚信苏联绝对不会是中国的患难朋友。毛泽东呢，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既然我成不了你的朋友，那就让我就你的敌人的朋友吧。你以为我非靠你苏联不行？不见得！ 　　毛泽东当时曾向罗瑞卿等人征求意见。罗瑞卿等人认为：和苏联的携手不过是军事共和，而和美国合作则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罗瑞卿甚至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认为应当和苏联在越南联合行动。六九年九月，苏联总理来北京，周在首都机场接见了他。毛泽东说他不愿再见到苏联的任何领导人。当时很多将领劝说毛，希望毛能在有生之年将中苏关系解冻，即使不象蜜那样甜，至少可以象糖。 　　到年底，林彪接受军方的意见，正式对毛建议：对美国、苏联应当一视同仁。 　　在中国的高级将领中，大都有这种对苏联的亲善感情。他们和苏联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很多人是在苏联接受的教育（不仅军事的，而且还有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很多部队使用的都是苏联制造的武器和苏联使用的作战技术。这些被称之为留俄亲俄系的将领包括：刘伯承、林彪、徐向前、陈毅、叶剑英、肖克、王震、王首道、韦国清、李天佑、彭德怀、黄克诚、滕代远、刘志坚、傅秋涛、李聚奎、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许世友、秦基伟、李德生、谢富治、郑维山、陈再道、周纯全、陈锡联、尤太忠、向守志、贺龙、黄新庭、顿星云、李先念、皮定均、张才千、张震、滕代远、李涛、李达、王尚荣、王秉璋、常乾坤、吴克华、解方、苏静。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国军队的核心。 　　中美建交与合作，将苏联作为唯一的敌人，使这些人大为惊讶。 　　林彪对中美合作不以为然，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美国人曾经惊讶中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上要求大书特书中美双方的不同点，其实这正是写给那些反美亲苏的人看的。意思是，虽然我们和美国合作了，但是没有出卖原则。对内，官方则努力使得中国人明白：那个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只能隔靴搔痒，而苏联鬼子却会闯进卧室强奸我们。他们都是大鼻子，但是性器的长度不一样。 　　没能积极认同毛泽东的做法，使林彪在毛泽东的天平上越来越没有分量。在毛泽东眼里，林彪成为一个不懂经济、不懂外交、贪恋军权、只会喊口号的人。一个病态的，对国内外方针大计持抵触情绪的将领。一个不可能对苏联积极作战的指挥官。毛泽东甚至怀疑：这个林彪难道就是当年那只曾经在黑土地上勇猛追扑猎物的雪地之狐吗？ 　　无论如何，毛泽东是不喜欢他了。有时简直是讨厌他！毛恨不得他马上走开，走得越远越好，或者被什么人杀掉，或在灾难中死去，都行。而林彪还自以为是毛的最好伙伴呢！ 　　仅仅这些成见，就足以使毛除掉林彪了。 　　不久出现的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争论，使多疑的毛对林彪更加猜忌，从而导致毛最后决定干掉这个刚刚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助手。 第十五章 天才和诱饵 中美建交后，战争危机得到缓和，中共开始集中处理国内问题。 　　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持续进行，青年学生基本退出政治舞台。 　　七零年初进行的“一打三反运动”，将文革积极分子收拾了。造反派不吃香了。 　　老干部纷纷参加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瘫痪的国家机器又开始运转。生产得到恢复。 　　为了健全政治生活，一九七零年三月九日，开始按照毛的意思修改宪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应由人民广泛讨论。如果有一套良好的民主程序，修宪并不难进行。可惜中共上层人物，认为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所以任何观点的争论就会成为冲突。除了党的权力，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平衡、缓解和裁判那些冲突。可那是中国，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一个走向极端化了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治。 　　设不设国家主席，实质在于怎样处理林彪和周恩来位置。 　　“九大”以后，林彪势力的膨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安。一号战备通令以后，毛泽东决心让林彪下去，他不能容忍一个靠军队成长起来的人对战争问题发号施令。毛泽东一直想找将林彪的麻烦，可是苦于找不到。说到底，林彪也有发布战备通令的权力，说他完全不对是没有说服了的。其他问题又找不到，连个借口都找不到。这一方面是因为林彪小心，更重要的是，林彪这一生确实是紧跟毛泽东的，很难找到他冒犯毛泽东或策划阴谋集团之类的反党活动。就象老虎吃乌龟似的，毛泽东下不了口，想搞搞不下去，心里很着急。 　　毛泽东为此费尽心机。 　　他想起了诱敌深入的办法。 　　……只有一个诱饵可能具有迷惑性，就是设立国家主席。设了国家主席，总理在国家事务中就不再是第一。即使周恩来继任，他的上面也加了一条紧箍。如果我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林彪就以为他会顺理成章地当副主席。林彪会以为自己影响我要比影响周更容易些，至少现在是这样。如果我说当国家主席，林彪也可能会预测我管事少，国家事务就会落在他身上。如果我不当那个国家主席，只要宪法上说设立，这个职务则可能完全落到他林彪身上。无论谁当国家主席，都能削弱周的权力。 　　……打这样的狼，必须使用很象样的诱饵才行。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考虑，待成熟后再抛出去。 　　他要求中央委员们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 　　周是何等聪明！他知道设国家主席一说是对着他来的。如果设立国家主席，总理有可能是另外两个人。文革派得逞，张春桥可能当总理。林彪胜利，陈伯达可能会入主国务院。 　　内政和外交上的两个银牌（金牌当然永远是毛泽东的），已经使周恩来在毛那里站稳了脚跟。就在让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告诉了周恩来：你这个总理，还是总理。 　　周恩来得到这个金口玉言后，就不再做声，努力做事，谁想闹就尽情地让他们闹吧。如果他们把毛闹烦，那才好呢。周恩来那时进退有方：静可以坐山观虎，动可以火中取栗。 　　周很清楚，打击林彪必须用毛的力量。有利条件是，当时毛泽东已对林彪的权力膨胀极其敏感，而林彪还不十分清楚毛对他的猜忌。毛泽东立意要扶持周的势力，以对抗林彪压制林彪。比较林彪，周没有多少军权，毛泽东不担心。 　　那年八月，毛泽东给林彪投放了一个诱饵。 　　他亲切地对林彪说：“文革收尾了。形势不错。以后我想只管管行政上的事，到世界上跑跑，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林彪当时好象颇为高兴。也许他以为这是毛泽东示意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议。也许他以为毛泽东要把党内职务让给他，履行关于接班人的诺言。也许林彪这样想，即使不让出党的主席，至少也能作政府副首脑。那样周的地位就相形见绌了。 　　林彪同意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说：“国家要有一个头，不然很多事情不好办。” 　　林彪想了很多。该怎样提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而不让中央文革的那些人得逞呢？当时的老将领们大都担心江青张春桥那些人会在四届人大上夺取很多政府职位，一致呼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那些人就是直说，没有个名义。林彪叫叶群谈谈看法，叶群说可以请老夫子参谋参谋。她说的老夫子就是陈伯达。陈伯达说，可以以讨论天才切入，大家容易接受，没人能对抗。林彪沉吟不语。他觉得绕了个大弯子，还不如直接说更好。 　　林办后来以天才为话题，向毛泽东报告说：建议设立国家主席。又说，只有象毛主席那样的天才领袖人物才能胜任。这个报告完全没出毛泽东所料，他们上钩了。 　　这时，毛泽东突然撤销了他的成命，说：我不宜任此职。此议不妥。 　　“主席不让再提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林彪问叶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主席可能是谦虚。”叶群想当然地分析道：“他怎么会自己说兼任国家主席呢？” 　　“一会儿说设，一会儿说不设。叫人不好办。”林彪自忖着原因，象进了迷魂阵。 　　林彪特意嘱咐叶群：“既然主席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算了吧。” 　　林彪重新提起并力主设国家主席，是因为江青。 　　那天，林彪接见江青，讨论军队文革问题，因为江青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 　　中共“九大”以后，都当上政治局委员的叶群与江青，关系开始淡漠。除了毛泽东怀疑林彪戒备接班人权力膨胀以外，江青、张春桥（即后来的四人帮）也开始得寸进尺，利用和毛泽东的关系向林彪瓜分权力。林彪面临毛泽东、四人帮、周恩来及其官僚机构和军队内部不走红的将领的四种力量的敌视，而林彪在民众中的地位只是一个因变量，主变量是毛泽东。只有在毛泽东信任他时，他的地位才存在。这个时候，林彪在政治上没有及时地调整好，他与几个重大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搞得都很糟。 　　叶群和江青的蜜月时期过去了。中央文革对林彪开始冷淡，而叶群除了对陈伯达保持良好关系外，对别人报之一不理不睬态度。这可以从一本《基督山伯爵》上看得出来。一九七零年春天，这本书被叶群借走，但是没有按时还书。后来姚文元要看，图书馆来电话催叶群还书。叶群知道是姚文元要看的，不仅不积极还书，还故意拖延。图书资料管理员得罪不起姚－－他也是政治局委员－－就托人催叶群还书。毫无政治头脑的叶群对陈伯达说了，更加没有政治常识的陈伯达，居然要撤那个管理员的工作，还说“叶群难道没有姚文元重要”那样的话！ 　　中央文革内部有了矛盾，而且中央文革和林办这边也有了矛盾。 　　林彪骂江青，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受中央文革操纵的红卫兵组织要冲击南京军区，绑架许世友。林彪凭着天然的军队领导人的护家心理，简单地对付了那个事件。林彪对江青说：“如果让许世友下跪，就是叫我林彪下跪！” 　　江青很不高兴，但是不敢对毛泽东说，因为许也是毛泽东的爱将，于是就去找张春桥。张春桥恶毒地说：“当年那个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现在解放军快成为林家军了。这个问题比当年的北京市委要严重，弄不好，我们就得成为他的阶下囚。”当时江青浑身哆嗦了一下。 　　江青很清楚，林彪看不起她。一九六五年的那次合作，林彪是硬着头皮同意的。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上报江青召开的全军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且说江青“他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林彪是不愉快的。江青后来多次找林彪支持样板戏，他宁肯躲避。连林办的秘书都说：“一个副统帅，叫一个女人追得到处跑。” 　　江青寻找机会打击林彪。林彪发表了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之后，江青抓住讲话的一些问题，不仅作了批示，并且交给林彪，想让林彪写上几句谦虚的话，再转毛泽东。林彪当时气坏了，骂江青是臭婊子。江青来催，就和林彪吵起来。林彪当着秘书的面说：“你给我滚！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江青和他吵，骂他是大男子主义。林彪当时要“毙了她”。 　　他看不起中央文革那些秀才。当毛泽东带着张春桥到苏州看他，问他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时，林彪坦白地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张春桥当然不高兴，毛泽东也不高兴。 　　林彪那天和江青的谈话很不成功。整个谈话几乎是江青一个人说，林彪只是听。江青的中心议题是要林彪同意不设国家主席，总理由张春桥担任。她希望与林彪达成一个神圣同盟，在庐山会议上将张推上去，将周恩来拿下去。当时林彪根本没看穿周恩来，又忽视了四人帮的力量，就拒绝了与江青的合作。没有达到目的的江青眼看不能利用林彪先将周恩来搞掉，掉回头来与周、毛合作，打击林彪。 　　林彪决定：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肯定要周当总理，打乱江青和秀才们的如意算盘。 　　同时，江青向毛泽东告状，说林彪想设立国家主席，自己当，让陈伯达当总理。 　　毛泽东气愤地说：“天狗吃月亮！” 　　一九七零年八月，又一次庐山会议。 　　林彪第一个发言，他语无伦次地说：“我这次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知道思想，这一点很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接着，林彪开始从反面影射攻击那些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人。 　　这个发言被到会的代表误认为是开幕词。当天晚上本来安排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议程也被吴法宪要求学习林彪讲话的发言打乱了。次日，即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听林彪的录音，下午的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以辩论天才为话题发言。陈伯达代人捉刀，在天才上做起文章，论证毛泽东的天才。 　　有人说，林彪之所以大谈天才，因为他想要证明发现天才的人也是天才。也有人说，陈伯达积极论证天才，是因为如果林彪当国家主席或副主席，陈伯达就有可能代替周恩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林彪那个势力只是想抵挡张春桥以及中央文革派的上升。当时的焦点是批评这样一种观点：给毛泽东加的那三个副词是对毛泽东的讽刺，宪法中应当取消那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话。而这种意见正是康生和张春桥的论调，只要承认天才，文革派的提法就成为政治上的小辫子。这个趋势，在华北组的简报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林彪胜利了，康生、江青和张春桥等一些人，就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这时的周恩来，心中暗自高兴。不论谁倒霉，对他都是好事。中央文革倒霉，少了一条疯狗；林彪倒霉，少了一头恶狼。而这两种结果，都是对毛本人的沉重打击。 　　江青气急败坏地对毛泽东喊叫：“不得了啊，他们要抓人啊！” 　　毛泽东对林彪的势力早已警惕，如今大讲天才更叫他反感。他对江青说：“尧为圣贤，不能治三人；桀虽匹夫，可以令天下。我难道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你不要大喊大叫，好象有人抢你的东西。小米虽贱，也还不到癞蛤蟆吃粥的时候。” 　　林彪为什么这么傻呢？难道他相信毛泽东放弃权力的话吗？如果相信，那他真是太书生气了。他怎么不想一想，那是可能的吗？为了这个权，毛耗费了毕生精力！代价那么大，会轻易放弃吗？毛泽东在故意诱使他上当呢！ 　　后来，毛越说这个职务没必要设立，林彪越认为毛是“伟大的谦虚”，是故意留下空子让秀才们的势力增长。毛泽东私下里说：“劝我当国家主席，是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故事，等于把我放在火炉上烤。我可没工夫为你们送往迎来。又说：什么伟大的谦虚！在重大问题上，我从来都没有谦虚过。”林彪知道这个话时，就已经晚了。 　　毛泽东决定保护江青这一文革派，收拾林彪一伙。他将华北组的简报说成是阴谋，是反革命活动，说林彪这些人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却故意拉着他做招牌，说这些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等等。毛泽东在当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宣布立即收回华北组的简报，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然后缓慢地说：“不要揪人，要按照九大的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了九大的方针。如果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不开会了，让你们搞。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当时，他的情绪别扭，但是话音中再没有那种川江号子般高亢有力的调子，再没有游龙出水般的气势。他老了，阴冷有余，热情不足了。他的表情中洋溢着一种只有他自己咀嚼过的凄楚与悲凉。一九五九年批判彭德怀时的那种高屋建瓴、嘻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曾几何时，他对天下大乱还是安之若素呢！可是现在，他对驾驭动乱的局面已经满怀狐疑。那种单枪匹马也敢驰骋疆场的豪气不知道化解到哪里去了。当他意识到自己挑选的那个接班人即将成为敌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并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林彪几次要求解释，毛泽东没有允许。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中国的决策过程！只要一个人不让你说话，一切都完了。 　　林彪被毛泽东羞辱了。林彪被人看成是迫不及待要抢班夺权的小人，是一心想当国家主席的官迷。林彪中了毛的奸计，无限懊恼，弯不过脖来，越发固执己见。毛泽东耍了别人，还说人家故意找他的麻烦。林彪越不服，毛泽东就越要打击。《我的一点意见》亮出去，就象一个力大无穷的无赖，突然朝老实人打了一阵子拳头，嘴里唱着“尔等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走开了。 　　这样无中生有、强词夺理、信口雌黄、羞辱同事、打击异己的事情，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也曾多次发生。但是周恩来是以柔克刚的人，他会忍受会化解，而林彪是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极其强烈的人。后者的个性中有那种绝不能接受欺骗和羞辱的底子。林彪即使不能报仇，至少也要讨还公道，让大家知道事实真相。 　　可是毛泽东搬走了。他怕掌握军队的林彪真的要抓人，要害他。他当天就离开美庐别墅，到附近那个一百七十五号民房中住宿去了。那里原是老百姓的房子，因为开会，才让他们搬走了。在那极其简陋的草房里，毛泽东看着树上飘下来的枫叶，深深地叹息。这种叹息一直拖到九月九日离开庐山的时候。在所有人的欢送中，毛泽东没有一点笑意。 　　那个日子，九月九日，距离他的死亡整整还有六年。人啊，在争夺什么呢？ 　　庐山会议是个半生不熟的政治夹生饭。饭后都闷着，大家觉得肚子不舒服。 　　毛泽东对权力的敏感，已经达到病态了。搞垮刘少奇后，毛泽东的精神远比不上从前。他几乎变成另外一个人，经常长时间闷坐着，行动弛缓，老相无法掩饰。和人交谈时，他的眼睛遥望着远方，有时在回忆朝鲜战争，有时想念家乡，有时则说什么也没想。只有在涉及到他的权力时，他才会显得机敏，象一头老熊一样，既狡诈阴险又力大无穷。 　　什么人都叫他失望，绝望象海潮一样铺天盖地。他想：知识分子，什么好东西也弄不出来，还动不动就翘尾巴。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些人，五七年叫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想轮流坐庄！嗷，我几十年打下来的天下，你说一说我就让给你？我没办法，只好相信那些没受过教育的粗人。可是工人和农民又能做出什么呢？有大庆、大寨红旗，可是他们都不好好学，耍花枪骗我，有什么好处呢？生产总值上不去，生活就难以提高。我说上山下乡，很多人不高兴。不上山下乡能行吗？到哪里安排那些人？我一度相信林彪能行，他红得象克伦威尔似的，解放军成为全国人民的榜样。现在也不行了，当了接班人，还嫌官不够大。干部吗，更糟糕，下台就埋怨，上台就复辟，为自己翻案，翻文革的案。老百姓的愚昧不堪谈论。周恩来近来还行，但那是个狡猾的家伙，也许有一天我会被他磨死。 　　毛泽东为人类整体而失望。尼采说得好：我不能等你们了，我得先走。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物。很多人的生命一钱不值，活着是羞耻。我从不为任何友情的牺牲而伤感，死亡能给我带来深刻的、奇特的、创造性的愉快，死亡中有生命价值的暗示。象周恩来那样的人，没有创造性，只好频繁的接见人，和人开会，喜欢出面。林彪倒是不喜欢开会，在家里坐着，好象思考的样子。他思考什么呢？就是权力。打了几个仗，就觉得了不起了，什么都要。庄子看见过一个人，那人的供桌子上只有一个猪爪子，要求天地神灵给他所有一切幸福，笑话！其实，把“接班人”三个字写上文件后半分钟，我就后悔了。说坏话当然不行，但好话太多也可疑。近来我对生命即将到头也觉得伤感。看来人很难活二百岁，活一百岁也不容易。 　　……林彪想法哄骗我，大概是想要我将权力早日让给他。我一说话，他们都不放屁了。其实林彪也不是要搞我，只是想确保接班而已。我当不当那个主席都一样，可是我不想让林彪的权力再扩大，再大我就管不了了。只要我在世，我不能允许任何人的权力是确保的。 　　……于是我就要得罪人。我一说“总理还是总理”，马上就成了周的挡箭牌。钟馗就是这样。当年人家打罗瑞卿、打贺龙、打这个那个，其实哪里是反对我！可是我欠债了，用过人家的东西，就得回报。我回报的方法就是你看什么好就拿去。可是只有一个东西你不能拿走。谁都知道那是什么。 　　……说实话，林彪不能当主席。当国家主席要有相当好的身心素质，看林彪那个声音、身材和面孔，能当主席？丢人！当主席要有一定的福相。想抢班夺权不行，要有那个命。林彪说：缺少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制度就不会产生应有的重要性，人民就不知道谁有权谁无权。这等于放屁！什么制度？我就不相信制度。四九年十月一日，我说搞什么制度了？根本没说。人民都知道我有权，共产党有权。五六年大改造，我说搞社会主义，可是如果蒋介石在南京掌权，说要搞资本主义，谁也没有办法啊。沙皇俄国，彼得大帝搞减租减息，好象不是地主了。苏联的红旗举了那么多年，说变就变了。制度是人造出来的。 　　……那个叶群很讨厌。她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他是你的男人，想往哪里摆就往哪里摆是了？我不管你往哪里摆，只要别摆在我的椅子上就行。说来说去，都是椅子的问题。周恩来也想整别人，文革开始他就想整陈伯达，陈被林彪和江青保了。这一下好了，陈伯达叫我收拾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天才”，好象个理论家的样子。吓唬谁？即使他那个理论是对的，我说不对，他就不对。为什么？因为那是个幌子，他们是想把周恩来排挤到角落。过去我不反对他们说天才，但他们老是说，就不好了。什么东西都不能老是吃，吃多了倒胃口。“接班人”再加上“国家主席”，就过分了。我把那片纸当废纸生火炉了。日照香炉生紫烟…… 　　周恩来高兴地看见，陈伯达象一条老狗一样，被毛泽东几句话就撩倒了。林彪虽然还没有倒，但他已经明白，毛要整他，不再拿他作自己人了。一个自知不行的病人，往往会加速死亡的到来。失去精神支柱，人就会疯狂。只有当双方都开始猜忌时，他们分别得才快。 　　周恩来的高明在于不动声色，静观默察。事情的发展随时都会变化。不仅毛的行为规则神秘莫测，林彪的战术也非等闲之辈可比。稍有差错，就可能完蛋。 　　国共和谈后，周回中央与毛一起指挥解放战争。周恩来太了解林彪的作战风格了。中国很少有那样杰出的将领。在苏联，上下都知道中共有两个半将军：一是林彪，一是彭德怀，半个是朱德。中共反对国民党的胜利，是全党全军努力的结果，但林彪使那个进程大大缩短了。一九四八年九月，四野开进东北，谁能相信他会那样快地打下那片土地？当时动员过别的野战军，他们都不去啊！人生地不熟，到一个日、伪、苏、蒋多种势力控制和践踏的地方开辟新战场，不是等于去狼窝里找骨头啃吗？可是林彪去了，笑嘻嘻地走了。为什么？他忠于那个人以及与之相连的理念。毛泽东以有林彪和四野这样的嫡系部队感到骄傲。林彪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的第一个命令是关于防止开小差的指示。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他说：那些山东兵，当初我们动员他们参加军时，说好的就是‘不出远门，想回来就回来看看’。后来日本抓劳工，我们宣传说‘千万不能去东北，东北多么冷，多么不好’。现在需要出关，又说东北好。很多人一时接受不下来。确实要做大量的工作，也要有严格的纪律。希望中央理解。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林彪，一上任就抓逃兵。你说象不象大将军？这个人不会只报喜不报忧。不抓逃兵不行，很多人不愿意走，就得狠点。陈毅出兵东北时也这样，他们路经临沂时，对新四军三师宣传说：我们要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出金子，出银子，有电灯，有楼房，花花世界。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毛主席没告诉我，我也不能告诉你们。”毛那时多器重他的将军们。 　　就在那个战场上，国共两个英雄遭遇了。一个是林彪，一个是杜聿明。他们两个都是曾经和日本扳垣师团作战并建立大功的将军，一个在平型关，一个在昆仑关。前者凶猛，后者儒雅。都是各自领袖的爱将。都是黄埔军校学生。他们刚接触时，林彪简直象个怯懦的狗熊似的，被人逼到松花江以北。后者乘胜追击，林彪眼看着要成为当年的西路军了。杜将军知道对手不是个窝囊废，没再追。他肯定将在某地与林相撞，但没想到那么快，也没想到在什么地方。 　　就在杜将军陶醉胜利时，林彪突然出现在锦州。当时毛泽东非常兴奋，林彪这个家伙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得干脆凶狠，简直就象一下子咬断了对手的腿。毛曾向罗荣桓了解林彪的工作情况，罗汇报说：林彪经常整夜不睡觉，躺下一会儿就起来口述电报，而且一字不差，他好象将所有的细节甚至一个单词都反复考虑多少遍。毛泽东当时感动得流了泪。林彪的贡献是如此巨大，当毛泽东对东北到底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谈的前景还不大清醒时，是林彪提醒了毛：东北没有和平，谁先占领东北，谁就会占领全国。当时敢于向主席这样建议的只有林与黄克诚。 　　…… 　　周恩来越想越不安，他感觉到自己心中那个温暖的东西－－同情－－在膨胀。周恩来最清楚，实际上林彪没有什么错。在毛泽东那个哈哈镜里，谁能不走相？谁能不变形？如果我周某被毛整了－－很可能有那样的一天－－我也会变形的。很多人说林彪突出政治不是真心而是讨毛泽东喜欢，那不公道。林彪是很懂军队政治工作的，虽然他在军队的主要职务是司令而不是政委。他真心相信政治工作，相信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东北战争极端艰难的时候，林彪驻扎在秀水河子。那时，仗能不能打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巨大的后方支援力量。“七七”决议前，很多人强调东北特殊，不能象内地那样搞土改。林彪叫当时派秘书季中权去附近的村子里实验二十天，结果才只分了地主的粮食，还没分土地，农民就自愿组织了二十多副担架，支援共产党军队。林彪向中央报告了这个材料后说：“这个仗能打下来。”当时毛泽东满怀激情地赞扬林彪是个天才。 　　这个天才，三年中打败了杜聿明、陈诚和卫立煌，连毛泽东都觉得太快了。当这个被国民党称为“黑土地之狐”的将领轻松地向毛泽东谈到土改和政治工作时，毛泽东说：“蒋介石也懂得这个道理。他四六年底的除夕密令中就说过：实行绥靖区减租减息，务须使耕者有其田，此为我军与共军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厉行，无误。可是有没有误呢？有，而且是大误。为什么？因为蒋介石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蒋介石的政策要靠那些有钱、有地、有权的人去实行。分他们的财产，与虎谋皮，笑话！我们呢，我们用的是穷人。林彪同志的父亲就是个农民嘛，妹妹还当了童养媳。这样的人斗地主搞土改，感情上顺。” 　　东北的土改，到四八年秋基本完成，共产党有了基础，林彪的军队有了基础。林彪具有典型的平民风格，他非常随和，跟他当秘书、当警卫，都很好干。跟他当炊事员不好，他平常吃得很差，几乎不知肉味。他特别喜欢喝粥，吃整蔬菜叶子，有时吃点黄豆。林彪家厨师经常抱怨英雄无用武之地。作为一位将领，林彪喜欢琢磨战争。他总结出来的战术有：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等。除此以外，就是喜欢孩子。他不喜欢穿军装，在家不穿，也不准别人穿。林彪在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不是解放后的独出心裁，而是多年行之有效的经验。 　　东北战役的胜利是毛、林合作的结果。然后毛一鼓作气，将整个大陆收拾下来。因此林彪也成为毛的最信任的心腹将领。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是个人物，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据王明的《孤僧命运》一书所记载，毛一直把林彪作为自己的嫡系。一九三九年春天，毛说：“王明同志，你为什么挖我的林彪？我告诉你，这个墙脚可挖不得！” 　　王明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去年的武汉有个会议是不是？”王明说：“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啊，怎么啦？”毛说：“你说了什么？你忘了，我可没忘。”王明问道：“我说什么不对的了？”毛说：“你说林彪的好话了。为什么？”王明说：“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抗日大捷，是个青年将军。那个会是青年会，林彪正是个好例子，怎么谈得上挖你墙脚呢？”毛说：“你讲他的好话，就是拉拢他，就是挖我的墙脚。我告诉你，搞了十几年的军事，就算搞了一个林彪。他指挥的军队是非常可靠的军队。各个山头都有主，新四军和八路军都不是我的山头，我的山头是林彪的那个部队。谁也不能挖我这个墙脚。” 　　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三月，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批评王明：“你为什么又说林彪军事形势分析做得好？十年前我就告诉你，不要挖我的墙脚，现在怎么又来了？”王明说：“这是什么话？干部都是党的，难道只能你评论，别人就说不得？再说，你们关系那样好，为什么还怕说呢？难道我说一句话，他就听我的了？” 　　毛说：“你的讲话有很多毒素，拉拢林彪就是一条。你讲话时，我就插话，同你讲延安整风等历史事件，意思是别搞宗派。你的话是有影响的。我记得那时林彪说：王明同志，你应当多讲点党的历史。你当时说的什么？还记得不？你说：我给你讲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你就明白了。可是你得先请示毛主席，他同意不同意我们谈这个问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有问题不找我谈，找你谈。这不是挖我的墙脚是什么？” 　　毛非常宝贝林彪及其四野，但也总是担心林彪变化。四九年十月间，毛对林彪围长春而不攻打很有意见，大发雷霆。不久围困北京，毛写了敦促傅作义投降书，可林彪迟迟不送达。林彪说：傅的军队是北方人，性情耿直，讲面子，愿意起义，不愿投降，不如等一等，尽量不打仗。不然，双方开火，会把北京打得乱七八糟。傅乘飞机跑去南京，我们自己也会伤亡很大，划不来，不是好办法。写个敦促投降书容易，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高超的胜利者。这事当时把毛气坏了，但事实证明林彪是有远见卓识的。 　　毛曾多次夸奖表扬林彪的“四个第一好，是个创造”。罗瑞卿被解除职务的借口就是不突出政治。黑字落在白纸上，满中国都可以找到毛对林彪的高度评价：“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毛虽然假惺惺地说反对个人崇拜，其实林彪的每个有关毛威信的说法和行动，都深得毛的赞扬。林彪没有错。毛是个阴险的权术家、机会主义者和伪君子。可惜中国人，全党全军，都不了解这个人，还以为他是个大圣大贤，被奉为导师和领袖。如果有机会，我得想法揭露他。 　　周恩来越想越觉得与林彪同病相怜，他为此吃惊。 　　他强迫自己及时地从那些想法中跳出来，得先保护自己。 　　为了保护自己，我必须先打倒这个敌人。 　　政治没有原则，政治家不能听从良心的指点。 第十六章 上流社会 习惯控制别人的叶群，终于不得不承认儿子的对象张宁。 　　这是她所不情愿的，但是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儿子既然故意和母亲顶牛，也就只好在媳妇方面下工夫了。 　　叶群交代张宁：“老虎这个孩子，有时很固执，你要经常和他谈谈。” 　　一进林家的门，就遇到这样的婆婆和复杂微妙的婆媳关系，张宁觉得满心的不自在。可是，既然成为这个家庭的预备成员，就不能不顾及这种复杂的关系。即使没有正面的建树，至少也不能给人家增加摩擦。再说，任何冲突都同样给自己带来许多不愉快。她得谨慎地对付那些尴尬的场面。 　　有一次，不少人聚集在毛家湾，其中有周宇驰，邱会作的老婆胡敏。 　　林立果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地看着大家。这种孤傲的神气和林彪的沉思不一样。儿子的优越和浅薄是对外的，父亲的深沉和谦和是向内的。 　　叶群说：“今天人多，看电影之前，先活跃一下怎么样？” 　　叶群发话，就是指令。这样的场合，谁的官大，一般就是谁作主。那些趋炎附势的贵族们多么精明，就象训好的狗似的，他们哄抬林立果先出节目。在任何场合都喜欢摆出权力面孔来的叶群，此时发现了一个机会。她拿着妈妈的架子说：“老虎，大家请你出个节目，你就出一个吧，别扫了大家的兴。” 　　老虎轻蔑地哼了一声，根本没理会叶群。 　　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一般平民母子之间，做母亲的可能会俯下身来，亲昵地呼唤儿子，央求儿子，甚至主动问儿子要什么条件。小小的僵局会被天伦的温暖所融化。但是，林家不同，政治之家讲究的是权力的尊严。叶群尤其注重在人前的尊严。她不允许地位和辈分比她低的人违抗她的意思。她是家长。 　　叶群的脸色刷地阴沉下来，她两眼冷冷地盯着林立果，喝一声：“老虎！” 　　林立果并不畏惧，斜视着叶群，两个人就那样用目光僵持着。 　　热闹的屋子里充满着寒气。 　　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人出来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不愿让人陷入更深刻的尴尬，大家都愉快，这是人之常情。于是，周宇驰讲了个怕老婆的故事。中国人的女权运动是从描述怕老婆的男人开始的，这样的故事倒是男女都接受得了。周的故事初步救了那个剑拔弩张的母子的战场。接着，胡敏又学着火车声音讽刺山西人的饮食习惯：吃-醋-吃-醋。 　　场面缓和下来，林立果也恢复了常态。她冷不丁地要邱会作的大儿媳柯菲出个节目。柯菲虽然怀孕六个月了，也得表演。一来是为了凑趣，二也不甘落后。她唱一支现代歌曲，巨大而充实的腹部为她提供了良好的低音共鸣器。她还嫌不足，有时自己捏着鼻子作出吉他的声音，为她的歌唱伴奏。 　　柯菲赢得了一片掌声。 　　柯菲老实地表演了，便赢得了资格。她没有休息，马上点了张宁。这很合理。如果点林立果，等于反唇报复，太直接，万一那小子不接受不理睬，反倒坏了场面，也丢了点将人的面子。点张宁等于点了林立果，而且张宁是场面上的新热点，谁早点她，谁有眼光，谁懂得进退冷热。 　　张宁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在林立果身上。她自然流露出来的软弱是希望得到他的意见。被挑战的林立果将目光射向叶群。都是她，搞什么表演，活跃空气，你自己怎么不活跃？看，火烧到我们身上来了。一个浮浅轻狂的主任，一个惹是生非的女人，就知道装模作样！ 　　林立果这种冰冷的眼神是什么意思？大家噤若寒蝉，一时都没了反映。周宇驰都囊了好几次嘴巴，最终也没找到合适的话题。自觉不妙的柯菲也悄悄溜回自己的座位。 　　叶群不管林立果的怨恨，对张宁说了与开始时同样的话。 　　林立果这时偏偏又将冷峻的目光投向张宁。很明显，他不叫张宁给叶群凑趣。 　　母子间的暴风骤雨又开始了。张宁的处境很险恶，表演也得罪人，不表演也得罪人。 　　张宁毕竟是单纯的女孩子，她不把斗争当做第一考虑。她只希望大家愉快和谐，母子间尤其没有必要这样顶牛。她采取了化干戈为玉帛。她跳了一段新疆舞。 　　叶群得了面子，连声说好，但那表情却是不情愿似的。她看见张宁注意到了她的表情，连忙叫张宁以主人的身分给大家发苹果。张宁给每个人递上苹果，每一张面孔都有不同的表情，她看见了巴结、蔑视、逢迎、利用、温和的问候和艰险的诡计。北京这既热热闹闹，又刀光剑影的上流社会！ 　　张宁完成了任务，回到座位上。林立果诚恳地说：“很好。比在正式舞台上还好。” 　　张宁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看过我的表演？” 　　“当然。”林立果说：“我看过你的生活资料片。” 　　次日，张宁去毛家湾看林彪。 　　客厅里放着三张红色沙发，地毯和窗帘也是红色的。乍进去时，张宁有些紧张。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她觉得不舒服。可是已经来了，难以回去。人家说：丑媳妇终须见婆婆。其实，俊媳妇也怕见婆婆公公。一个人突然离开熟悉的环境，到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家庭生活，就象强迫皮肉接受一根刺条似的。 　　张宁走进去了。 　　她看见了苍白瘦弱的林彪，简直就象个木乃伊。 　　她说：“首长好。” 　　林彪微笑着欠了身。 　　叶群说了一些介绍性的话。 　　林彪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 　　叶群说：“老虎这孩子，对张宁是很有感情的。为这事，老虎这孩子可能对我还有点意见呢。” 　　林彪说：“有感情好，但不要影响工作。另外，也要注意影响。” 　　叶群说：“老虎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的话有时他听不进去呢。” 　　林彪说：“孩子的事，你最好少管。有个性是好事，我就有个性嘛。” 　　林立果最初不过是上流社会里的一个花花公子，和别的大部分高干子弟差不多。他爱过北京八中的一个女孩子。可是那女孩子得病而死，叫林立果悲痛不已。后来，他爱上清华大学的一位女子，但没有勇气表达，结果那女孩嫁给了别人。这使他深刻怨恨自己的家庭给于他的骄傲而又被动的性格。 　　他对军事也不感兴趣，对文化也不喜欢。他的母亲对他要求很严，希望他能成材，也担心他长此以往会学得不可救药。叶群积极地为林立果找对象，但没有成功。这个行动继续进行，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被林立果戏称为“找人小组”。这个小组的人都成为林立果的朋友，后来居然演变成林立果的小联合舰队。 　　他对女孩子感兴趣，而且很容易就能到手。只要告诉她们“你有可能得到一个特别的军队工作”，她们就会欣然从命。个别反对的，熟悉一段也大都就范。林立果喜欢看医生检查那些女孩子的裸体。性交时，林立果希望能够尽情，但那些人多半都很拘束。根据祁智静、林雅妹、竺秀茜等青春女子的回忆，林立果都虐待过她们。 　　当林立果弄到叶群与黄永胜绵绵的电话录音后，就以此奚落叶群。可是叶群说林立果没有出息。她以林家王储的政治口号动员林立果，使林立果在自己肩负的责任面前感到羞愧。后来林立果答应好好做事。 　　正好，空军作战部长鲁民给了林立果很自由的发挥场所。林立果很快对空军，特别是航空攻击发生了兴趣。林彪曾经拟定过与美国作战的计划。他说，中国将首先轰炸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四个军事目标。他相信美国没有胆量，一定会选择退避。这些轰动世界的行动调动了林立果的兴趣，他对女人的兴趣转移了。他觉得自己的自由还太少，多次向吴法宪要求更多的支持。希望拥有获得情报、武器和私人交通的权力。吴法宪同意了。 　　“找人小组”进一步发展，内容已经由找女人变成政治军事团体。这样的团体在军内，尤其是空军内迅速扩大，不仅北京有，而且扩及到上海、南京、广州和杭州。林立果的这些活动由周宇驰报告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吴法宪希望知道林彪对林立果到底期望多大。 　　有一次，林彪当着吴法宪的面问林立果：“你是真老虎吗？真老虎要好好学习打仗。指挥一个团一个师，容易，指挥一个军就不容易，一个军团呢？要学习好多年啊！” 　　吴法宪知道这父子两个胃口很大，从此不再限制林立果。他怕得罪林立果而引起林彪的不快。为了保险，吴法宪秘密设置了林立果的档案箱，必要时拿出来用。吴还委派周宇弛作为林立果的帮手并监视林立果。 　　林立果已经完全不是叶群所能控制得了的了。他不仅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了自己的女人，而且是故意将叶群不喜欢的女孩弄来。为此还叫叶群在林彪和秘书何一伟前丢人现眼。叶群心里越想越觉得不是个味道。 　　人们都走了。叶群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没有开灯，径直奔向自己的床。那个房间她已经熟悉得不用任何灯光就能拿到任何东西，甚至能在黑暗中读出墙壁上所有的字画。 　　仰面躺下，不要任何遮盖。她觉得浑身都在发火。此时，把她扔到冰雪上，冰雪也会融化。她相信。这种日子太难受了，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可以想象，儿子正在和女朋友谈情说爱。那些从晚会上散去的人都有自己的窝，即使只铺几把干草的窝，到底也是个窝啊！ 　　那张字画发出了鬼火一样的光，鬼火照耀着鬼字。那是林彪写给她的爱情诗：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和林彪为一世夫妻，同床的日子是太少了。夫妻不同衾，还叫什么夫妻？我需要，正如每一个女人一样，需要异性的抚摸和温存，需要异性的甜言蜜语和打情骂俏。皮肤的饥渴与心灵的荒凉双管齐下，叫人难以忍受。生不同衾心同热，说得好听！我宁可要那生同衾，不要那虚假的心同热。为什么、什么时候形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因为年龄的差别吗？还是因为个性的不同？还是因为这种侯门贵族的家族生活？还是因为政治的敏感和权力的寒冷？“发不同青死同穴”，我的发已经不很青了，可是“死同穴”的悲剧就要到来了…… 　　叶群打开灯，看着自己的头发，伤心地哭起来。 　　她知道不应当哭，这里没有哭的自由。不仅哭，连随便聊天的自由都没有。说话稍微多点都不行。那个可恨的林彪指示就在墙上。“说话莫罗嗦”。叶群走近那张座右铭前，一下子就撕了下来。她真想痛快地说上五个小时，骂上七天七夜。只有在说话时，她才感觉到那些积压的情绪减轻了对心灵的压力。她只有在说话中消耗那些莫名其妙的欲望。说话的时候，她能够将无可名状的火从口中抒发开去，语言象小雨一样浇灭炽热的烈火。 　　不，这是我唯一发泄的渠道。我不能不说话，我要说的东西太多了！ 　　叶群走出来，看看秘书和勤杂人员，问：“何一伟到哪里去了？” 　　叶群想：既然控制不了别人，又何必控制自己，而且还要被别人控制！ 　　大家互相看了，确实没看见何一伟。叶群吼叫道：“他干什么好事去了？给我找！” 　　如果何一伟这时正在和女人一起，无论怎样，叶群都会整他。她忌妒所有幸福的人，不喜欢看见任何人在任何方面别她优越。七八个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找，叶群在那里猜测何一伟的去向，担心他犯了政治方面的错误，或者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 　　过了好一会儿，有人发现何一伟在楼上睡大觉。 　　“我的天哪，简直成了大笑话了。”孙志民对何一伟说：“主任断定你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去了。我说绝不会，可她不信。她一进门就喊你。我们说你最近很疲劳，已经休息了，有什么事我们可以转告。她说不行。我们找遍了！都找不到。于是主任怀疑你偷偷到别的地方打毛家湾的小报告去了。我们问了哨兵，哨兵说你没有出去。她又怀疑你趁郭连凯不在家，去溜门子了。越是找不到，她就越是想找。这不是，你就在眼皮底下睡觉。” 　　“睡觉也不犯法。我不怕这一套。”何一伟说：“主任找我这么急，有什么事？” 　　孙志民说：“主任那个人，咳，谁知道！” 　　何一伟到了叶群的办公室，准备挨批评。 　　“老何，你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好不着急。”叶群不但没生气，态度还相当和气。 　　“我哪里也没去，就在楼上休息。”何一伟说：“有什么急事么？” 　　“我看你不在，就着急。现在找到了，就好了。不要丢了好传统。”叶群说：“我只是要求你们一点点，我不睡觉之前，你们不能休息上床。能办到吗？” 　　何一伟说：“这个能办到。” 　　“再有一点。”叶群又说：“我每天晚上都要游泳一次，然后作按摩。这些都要内勤做好准备，不要叫我等着，着急。这些都要支部管起来，支部的工作要经常汇报。” 　　何一伟答应着：“行。主任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主任微笑着。 　　何一伟从没见过叶群的这种充满温情的微笑。 　　叶群说：“我就是想看看你，想看见你。” 　　何一伟惶恐地离开了主任办公室。 　　叶群没有更多的期望。这个行动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出于情绪。从自己那个不能忍受的卧室出去，一只小手在她心里乱挠。压抑得近乎疯狂的神志无端地命令她：得找点事情吆喝吆喝，乱一乱，以便排遣那一团团的杀人不见血的清冷和孤独。于是，出现了何一伟的影子。而她，居然向他微笑着表示了一个贵族女人的殷勤。 　　可是何一伟被吓跑了。 　　叶群陷入无法抵挡的粉红色幻想中。两人之间巨大的差距，权力对人造成的威胁，他可能会意识到。但是，如果解除他的顾虑呢？中年人啊，多么成熟的中年人！高大的身躯，厚重的声音，健壮的肌肉，还有那可能有些扎人的胡子。对，解除了顾虑就会好些。不要他干别的，只要能够挨近我，说说话，就行…… 　　第二天，叶群就叫何一伟过去她那边。何一伟虽然已经准备了一点支部工作的情况，可是还很不全面，有的只是个计划。他惴惴不安地走进叶群的办公室。以那浑厚的男低音问道：“主任，今天汇报支部生活情况吗？” 　　“我今天不想听什么情况，咱们就是聊天。”叶群示意何一伟坐到同一张沙发上。 　　何一伟合上谈情况的本子，准备聊天。因为第一次和主任坐一起，他有点不自然。 　　叶群问：“你看我近来有什么变化？” 　　“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何一伟装糊涂地应付着。 　　庐山会议以后，林家元气大伤。叶群对工作人员的态度没有以前那样霸道了，在政治上继续追逐的那股子劲也减弱了。就象西山的太阳似的，看起来安详多了，和平多了。 　　“你真的看不出来变化吗？”叶群头微微倾斜着，向个娇憨的姑娘似的问。 　　“大的变化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发现主任最近发火少了。”何一伟说。 　　“这就对了，说明你还是看出问题来了。”叶群满意地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何一伟说：“我猜不到。” 　　“要是真猜不到，我可以告诉你。”叶群酸溜溜地说：“这个功劳应归于你。” 　　何一伟说：“主任拿我开心，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叶群说：“真的。我不是拿你开心。你来工作已经将近四年了吧。我注意观察，发现你有一条很难得的优点，从来不发火。我听说，你家里也有不少麻烦事情啊，可你都从容不迫地处理。我过去就是缺少这一点，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哪！我一注意了你，就受到你的影响。我要象你那样，遇事沉住气，憋住火。真不行了，我就狠卡手虎口。你看看。”说着，叶群就把她的手伸到何一伟面前，何一伟不知说什么好。 　　“你怕我吗？”叶群问。 　　没等何一伟回答，她就先说了：“不要怕，主任也是人。” 　　何一伟走了。叶群却不愿马上离开沙发。她移动了身子，坐在沙发上刚才何一伟坐的地方。她渴望那男人的气息，好久没有闻到这样的气息了。林彪身上早已没有这种雄性的香气。那些正常的家庭里的女人该是多么幸福！她们每天都能闻到这样的味道，想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该把她们醉死了，一定会醉死的。这些该死的东西！ 　　叶群已经无心干别的。晚上，她又把何一伟叫去闲聊。 　　叶群还是叫何一伟坐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她看看何一伟，无限的哀怨都集中在那悠远绵长的叹息中。她唉声叹气地说：“我这个可怜人，谁同情啊！” 　　何一伟说：“主任这么高的地位，还不满足？” 　　叶群叹息道：“是啊，论地位，我可以满足了。物质生活也很好。可是这些都是外表。实际上，我是很苦恼的。交浅言深，君子所忌。对别的秘书，我是不讲这些的。他们不理解。你不同，你有自己的不幸，也有理解人的水平。我愿意把心里的话掏出来，希望你能理解我。你愿意听吗？” 　　何一伟说：“首长如果愿说，我就愿听。” 　　“我和首长结婚多年，只在政治上沾他的一点光。”叶群不愿意掩饰。她信任眼前的这个男人，她相信他不会笑话她。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谈话。“但是作为夫妻，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他住他的房子，我住我的房子，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每天晚上回来，我一进门就感到空荡荡的，冷森森的，没有一点温暖，没有一点乐趣，没有一点人气。作为一个女人，还有比这个更痛苦的吗？” 　　何一伟差点吓了一个倒坐子。 　　叶群没发现，她找错了对象。她认为身边的秘书，方便而且保密，但是没想到秘书的地位差别所形成的心理压力，也没想到各人具有的不同的道德参照。她还想继续表达。 　　这时孙志民来叶群接电话，为何一伟解了围。 　　何一伟回到办公室，就对孙志民将叶群的话说了，并请孙志民帮助他。 　　孙志民说：“我看主任安的不是好心，你要警惕。” 　　何一伟说：“我看出这个女人不是正路货。把我吓死了。” 　　孙志民猜想着：“她会不会动手动脚呢？” 　　何一伟说：“现在还不会。她在我们面前放不下政治局委员和副统帅夫人的架子。” 　　孙说：“我想也是。这个人就是好说，说话调情罢了。” 　　何一伟惊恐不安地说：“可我怕她有更深的圈套。很危险啊！怎么办呢？” 　　两个人商量好：每当叶群叫何一伟谈话，过十几分钟孙志民就找个借口去冲一冲。 　　第二天中午，叶群午睡后又找何一伟去聊天。 　　这一次，叶群开门见山地说：“小何，我这个人，从感情上说，早就被你俘虏了。可是我不好表达，不能透露。唉，从两年前，就已经开始，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每次外出，我都想带你在身边。但是，为了避嫌，我宁肯留下你在毛家湾留守。我一直在自己煎熬自己。我不能看见你。我忍受不了那种精神折磨。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下决心将你调离毛家湾。看不见，也许就好了。可是我反复想了，真要是调你离开，我更受不了。” 　　何一伟惊恐得说不出话来。 　　叶群已经无法停止自己，继续倾诉：“何一伟啊，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不得不离开，又时时刻刻想看见你。每天看见你，可又要装作没看见。我的心几乎承受不了了。如果是平常百姓人家，什么地方不能去？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可是我，唉，看起来是高枝，实际上是牢笼。我这一生比什么人都可怜。谁能给我一点温暖，谁能给我一点理解？只有你。” 　　这时，被孙志民打发来的秘书李春生告诉叶群有电话，是项辉芳打来的。 　　叶群说：“什么时候！不接。” 　　可是一会儿，孙志民又来了，说那个电话还在等着。 　　叶群还是不去接。她叫秘书把电话转到她房间来。 　　孙志民对何一伟瞥了一眼，好象看一只被母老虎捉弄的兔子。 　　叶群控制不住自己了，去了一次厕所，然后才出来接电话。 　　她刚说了几句话，就把电话压在她那丰满的左胸上，右手卡着腰，用非常活泼非常热烈的眼神盯了何一伟一阵子，说：“这电话马上就完。” 第十七章 行动与反省 即六九年十一月和七□年的六月，毛接到林彪身体情况的两次报告。 　　这两份报告是由解放军三□一医院和军医学院的医生联合作出的。他们说：虽然林彪过去受过很多伤，但身体情况很好。林和与他小二十岁的人一样强壮。其中一份报告说，林彪可以活到九十八岁到一百一十七岁。 　　毛不相信。他怀疑这里有虚假。 　　他对林彪的健康情况不那样乐观。他想查个水落石出。 　　七月，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商量，要周从首都各个大医院挑选最好的医生给林彪检查身体。周恩来不动声色地答应了。他已经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马上想到一个不使林彪怀疑的办法：国务院发布防止癌症的通令，对高级领导人实行身体检查。 　　毛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无论我想做什么，你都能找到办法。” 　　国务院选派的医生对林彪检查的结果是：林彪动脉硬化，肾脏和胰脏发炎，内分泌系统失调，几乎不发生功能，心智能力严重恶化，一天只能工作三个小时，脊髓的疾病正在从腰部向下蔓延，很可能造成半身不遂。 　　毛心中暗自高兴。 　　周也很高兴看见毛不中意林彪。 　　周知道，既然毛找他商量，说明他不在竞争之列。毛很可能要找一个平庸的人继承他的地位。西方政治家说，胖的共产党人比瘦的容易打交道，东方政治家认为，侍候一个傻瓜比侍候一个精明人要容易。如果是又胖又瘦的傻瓜，就更容易。周希望有一个年轻而且听话的领导人作他的傀儡。所以他极力怂恿江青和张春桥推荐王洪文当主席。 　　周不敢想象，如果林彪掌权，自己的总理该怎么当--也许根本就不会叫他当。 　　毛巡视南方前，曾经和当时协助周处理中美国建交问题的熊向辉谈过总参批陈整风的事。熊向辉当时是总参一位副部长，地位已经不低。可是连他都没看见五个大将的检查。毛由此意识到，那个事情没有完。大将们的检查进行不下去，还有个阴谋集团没解决。他们互相包庇，后边有根子。 　　毛想从熊向辉那里再了解点情况。 　　有一次，熊去丰泽园，在场的还有周恩来和王海容。 　　毛泽东随便地对熊说：“你们还讲卫生不抽烟吗？” 　　王海容说：“老熊是个烟鬼。” 　　于是，熊向辉拿起一支毛的小雪茄抽。 　　毛问：“你们的参谋总长是谁？” 　　熊向辉说：“黄永胜啊。” 　　毛说起整风和检讨的事，熊向辉也不知道。 　　毛泽东说：“连副部长都不知道，可见他们没有照我说的办。不办，就是不服，就是有别的计划。庐山会议以后，他们不承认错误。这种对抗，说明他们讨厌我，说明他们还想干别的。” 　　当毛说到后边还有人时，周很想听到毛泽东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但又要表示自己并不希望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他以那种希望其有，又要做好人的复杂口气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我马上就改。我看那些人，也会改的。” 　　毛说：“你不同。他们是阴谋，你是阳谋，缺乏经验。搞阴谋的人是不会改的。” 　　所有的专制暴君都是这样。他们最怕别人在暗处，最怕有组织的活动。敌人在明地方，他打起来容易。敌人分散，就容易消灭。这正是那个制度的弱点。但它自己又不断教训人们：要反对它，就必须有组织，而且最初必须秘密进行。如果你听了他们的话，以为公开的呼喊才是英雄，那你就正中了奸计。 　　毛又问熊向辉：“你是自己写文件还是靠秘书？” 　　熊向辉说：“我都是自己弄。秘书写了，我不是还得花一样的工夫改？” 　　毛说：“就得自己写。我从来反对秘书专政，也反对让自己的老婆当办公室主任。” 　　这些显然是针对林彪的话，使熊向辉感到震惊。 　　周恩来和王海容坐在旁边，不动声色地倾听着。 　　毛谈了一个多小时的林彪问题，才听周汇报基辛格访问的事情。 　　出去后，周恩来叫熊向辉千万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谈。 　　毛泽东特别希望能够到南方，到民间去看看。 　　那一段时间，毛泽东陷入一种深刻的莫名其妙的苦恼中。他经常为自己的想象的世界着迷。现实的乐趣离他的生活越来越远了。美妙的理想世界的风景依然虚幻。现实所有的风景也不能随意欣赏。他越来越觉得有被自己的权力所囚禁的感觉。所有的囚犯都喜欢放风或逃跑，毛泽东也喜欢得到放风的机会。那是他的自由，他渴望着那种空气。 　　他喜欢和老百姓直接说话，他坚信自己追求的东西是老百姓喜欢的。他的成功需要从那个世界里得到验证，这不仅是为了成就感，而且是理念的证明。他希望在没有警卫、没有事先安排、没有特别地位意识的情况下，与最一般的老百姓聊天。可这不可能。 　　一次，在北戴河，他实在闷得不行了，决心去找老乡聊天。警卫要他戴上口罩和墨镜。他一看见群众，就觉得戴那些东西简直可笑，生气都扔了。这样，他马上就被老百姓发现了。在霎那间，他有过点儿温暖。但持续不断的欢呼使他烦恼。没达到目的，反破坏了心情。 　　他已经不能自由地做任何事情。有时在火车上，发现路边有个小饭馆，心地一动。他打算独自下去，吃一碗红烧肉。人就坐在那简陋的草屋里，就用那油渍麻花的桌凳。红烧肉就盛在那粗陶大碗里，周围是最底层老百姓。他们的放肆的欢笑、粗糙的语言、性感的打情骂俏，说不定还能听到一些议论当局的话，都会极有诗意。最好能听见地方上恶霸的故事，即使有人骂毛泽东也没关系。毛泽东将乐意和他们讨论。 　　可是，毛泽东一下车，就有人弄来特制的红烧肉。 　　毛泽东觉得那种由高级厨师做的菜一点味道都没有。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参观了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后，正是吃饭时间。毛下决心要吃一次饭馆。他只带一个警卫，来到了繁华的市区。毛泽东饶有兴趣地浏览平民的市井风光。在一条狭窄街道上，他们选择了一家小饭馆，兴致勃勃地吃了狗不理包子。毛泽东说：“你们不让我出来吃。这里的包子味道就是好。” 　　吃过饭，毛泽东在临街的窗口看了一眼街景。正好被对面一个凉晒衣服的妇女看见了。那妇女惊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不到十分钟，这个名叫阳春饭馆的地方就被围困起来。成千上万的群众激动地高声欢呼，所有的车辆都无法通行。从下午一点到五点半，警卫就是救不出他。后来天津市公安方面出动了大量警察，好不容易才使毛泽东逃脱困境。 　　在武汉黄鹤楼，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他被中央反复批评，多次警告。他必须牢记他的生命安全对党的事业关系重大。为了自己的安全，毛泽东痛苦地接受了深入简出的生活方式。毛的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是中国人蒙受灾难的原因，但贵族阶层需要毛这样做。上司的调查多半只能给当地领导添麻烦，而深居简出的领袖就必须听从周围的人反映情况。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二日，毛泽东终于又登上了南巡的道路。 　　随行人员中有：张春桥、汪东兴等。 　　这一次巡视大江南北，毛泽东意识到可能是一生中不会太多的机会。他想尽量少谈政治，放纵一下自己。放纵的人老觉得自己被束缚得要死，只有谨小慎微的人才时刻提醒自己别放纵性情。毛泽东觉得自己非常委屈，能够享受而没有享受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自然风光、平民生活、随意的逍遥和没有任何规定的闲散。他想自由，没有护卫没有监视没有照顾，就一个人东走走西看看，欣赏那些人情风俗，享受点世间平庸的欢乐。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丰富的文化，可他能领略的太单调了。他准备了很多想法，但不知道有没有实现的条件。最高地位的人不一定什么事情都能办成。有时他们就象是被囚禁的犯人。 　　可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在各地的访问中，政治话题还是占据了他绝大多数时间。 　　他给各地军政首脑打招呼，使用了六六年的句子：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提到林彪时，他不再用同志，而是说“那位副统帅”、“那位副主席”等，揶揄口气十足。 　　毛泽东说：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说明，分裂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党是有希望的。第一次是刘仁静、彭述之，八十一个人成立左翼反对派，没有分裂成。二是瞿秋白，批评我的“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后来被捕，写了《多余的话》，叛变了。三是李立三先打大城市的错误，三个月就失败了。四，罗章龙要另外立中央，没搞成。五是王明路线。六是张国涛分裂。解放后，先是高岗、饶漱石联盟，后来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第九次是刘少奇那些人。最近的一次就是庐山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对庐山会议耿耿于怀。他越想越后怕：一伙上层军人，不和我商量，头头发一个号令，下边就要揪人，连政治局安排的会议日程都改变了。如果没有我，还了得吗！ 　　毛泽东叫全军批陈整风，可是军队基本没有搞，大将们也不检讨。检讨了，毛泽东就好处理。毛泽东告诉被接见的各地要员：“大将们老不检讨，说明他们同病相怜。风不透，雨不透的，可见有鬼。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故意叫嚷天才。说天才几百年才出一个，不符合事实嘛，马列都是一个时代的嘛。前几次都作了结论，这次先不作，为了保护我们林副主席。庐山会议上他那个讲话也没同我商量。当然，我们的政策是治病救人。不过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都很难改正。” 　　毛泽东的口气越来越重：“有些事我早就说过，我从来反对老婆当自己办公室主任，那样搞不好。华北组那个六号简报，我认为是反革命的。现在有人还在捂。我就是来给大家吹风的。我就不相信黄永胜那些人能指挥军队造反？军队、民兵、还有那么多司、政、后机关，能听你黄永胜的？广州军区的报告不错，我批示了四个字:认真研究。既然地方已经成立了党委。党委形成的决议，就不要再拿到军队讨论了。那样就颠倒了，就是军政权。有错误就检讨，不要背包袱，轻装前进。问题不在下边，在北京，在中央……” 　　消息不断地传到国务院，周恩来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看南方发来的秘密电报。 　　凭借经验，周恩来确信，毛泽东这次是故意惹战，撩蜂出巢，熏蛇出穴。林彪的以静制动把毛泽东难为坏了。林就是要求谈话，毛就是不谈。不谈，林彪也不动，对毛泽东庐山上的批评不理睬。毛泽东没有办法，既找不到马上砍掉五大将的机会，也治不着林彪。现在，毛公开到社会上吆喝去了。从毛的口气看，他是对林彪不再寄托任何想法了。 　　庐山会议后，周恩来主持了九十九人的会议，发了五个大将(黄、吴、叶、李、邱)的检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陈，周恩来也希望批陈批得热闹些。可是，会议冷清得很，没批起来也没斗起来。周恩来发现，林彪在党政军各方面的党羽已经相当丰满。陈伯达虽然已经垮台，但那个更大的支柱还没有倒。周警告自己：要谨慎，万不能马虎。那个集团的首领又凶又狠，只要他下口，就得掉肉。 　　周恩来享有合法的条件，搜集各种领导人的秘密，包括日常生活的时间表，而最重要的机密就在那些人们不注意的日常小事上。毛和林之间的频繁的聚餐和谈话已经越来越稀少。这一点周非常清楚。虽然毛说因为身体不好，想多读点书，休息休息。但他仍然时常接见人，有时谈话时间很长。毛不见林彪，是在疏远他，毛已经根本上怀疑了林彪的政治可靠性。毛在一个一个地剪除林彪的党羽。林彪自己也清楚。周恩来的计划就要进入实质阶段了。他打算积极帮助毛泽东实现这一目标。六六年搞刘少奇，吃了一头牛;五年过去了，老毛该吃另外的一只动物了，那就让他吃掉林彪这头狮子吧。少一个是一个，躲过去一天是一天。坐山观虎斗，也很好玩。 　　同时，江青及其文革派也开始拉拢军方的头头--任何人的垮台都可以给他们腾出地方来。他们乐得看周围的人失败。张春桥知道毛曾经有意让他接班当总理，对林彪的倒霉处境乐见其成。从毛泽东各地的讲话，张看见另一次风暴就要来临了。他把情况秘密报告给江青，江青很高兴。林彪一倒，这个副主席该是谁呢？除了周恩来，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她这个第一夫人呢！而张春桥的得意算盘是：林彪完蛋，最后一个敌人就是周了。 　　林彪一边密切注意主席的动向，一边希望争取到一个机会，与毛好好谈谈。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安危，而且关系到他一生的价值。 　　他无论如何要找到这样的机会。在谈话之前，他特别想知道毛泽东现在的想法。林彪要求尽量搞到毛泽东在各地的讲话。 　　心理不健康的人常常有这种反映：当他们做了错事后，常怕别人提出来。一九五九年，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彭德怀要和他谈话，可毛泽东就是不给彭机会。彭德怀正是因为苦于没机会和毛泽东详谈，从而写了万言书。这一次，毛泽东知道自己有讲不过林彪的道理，不愿见面，根本不理林彪恳求谈话的愿望，并且抛弃林彪，出巡南方，引起了林彪的强烈反映。林彪知道，毛泽东绝对不信任他了。毛泽东则知道，受了委屈的人定会有强烈的反应，反映一过分，就可以打击。 　　各地陆续传来毛的消息。 　　毛的做法是放风、骂人、惹战，向各地发出他要整人的预告。 　　毛身边没有林彪的耳目，但林彪能够从稍微远的层次中搞到信息。 　　叶群看了一些从军队方面传来的报告，对林彪说：“首长啊，别空等了。再等，就等到人家肚子里去了。你不是说过，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吗？” 　　林彪没有训斥叶群，只是向她挥了挥手。 　　李作鹏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林彪认为在这些大将中，李作鹏的头脑最冷静。 　　“你分析一下，主席这次南巡的主要内容。”林彪说：“要简洁，一针见血。” 　　李作鹏总结了三点：庐山问题没有完。上纲比以前更高。矛头似乎指向首长。 　　林彪说：“难道这个人发疯了？他的矛头无论指向谁，也不该指向我啊！” 　　李作鹏说：“首长，到底这个国家主席的争论是怎么回事？” 　　林彪说：“这事不是我的错。但我现在不说，我想先和主席谈了再说。” 　　“我相信首长的智慧和判断。”李作鹏说：“仁至义尽吧。” 　　林彪继续等待，他相信先礼后兵、哀兵必胜的道理。 　　他知道等待在军事上的作用。等待可以减少牺牲，得到胜利。 　　毛砍掉了陈伯达，将文革派和林彪的关系彻底斩断，两家关系进一步走向式微。林彪没了朋友，政治上孤立了。林彪与周的矛盾本来就很激烈。庐山会议后，周居然明目张胆地要在军队里批评林彪，被林彪断然拒绝了。周向毛汇报了说：“林副主席不高兴，批陈整风，军队搞不动。”毛泽东说：“看来军队快成了林家的子弟兵了。”周恩来象个好媳妇似的，看着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叹息。毛泽东吼叫起来：“什么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指挥？操你的娘，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 　　林与毛的关系已经如此糟糕，可是林彪还想找毛泽东好好谈谈。 　　这时，林彪除了满心的委屈和气愤，手中剩下的就只有部分军队了。 　　不久，毛泽东把整个军事建制作为目标，调动了军队。然后改组了北京军区，改变了军委办事组。毛是以打乱林彪的阵脚为目的的。林彪却没有及时作出正确的反映。他就那样眼看着自己的阵地被瓦解。当毛处处都在逼近他的时候，林彪好象并不在乎。他还在等待毛，如同忠诚的臣子等待皇上的清明。他要一个慷慨陈词的机会，以正圣听。 　　可是，他没等到这样的机会。毛拒绝看见他，不想和他说话。七一年五一节，林彪奉命参加天安门观礼。林彪的座车迟到了一会儿。林彪看见毛，道歉说：“身体出汗，晚到了。”毛表情阴冷地说：“谁不出汗！”那是林彪又一次被羞辱。 　　本来想借机和毛定个谈话约会的林彪，此时如万箭穿心，努力的希望化为泡影。林彪坐得离毛不远，但是双方没有话说。林彪只听见毛对斯诺说：“个人崇拜，讨厌！”林彪当时气不打一处来，愤然而起，拂袖而去，一闪即逝。 　　六月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毛泽东要林彪参加，林彪推说出汗，不去。这时叶群已经知道毛家湾的处境了。穿着睡衣跑进林彪的卧室，动员林彪参加，不要任性。她看见林彪不说话，当场就给林彪跪下，苦苦哀求。林彪才勉强答应了。 　　庐山会议以后，林彪没有半句解释半句牢骚，一直沉闷着，等待和毛当面说清楚。正如他对李作鹏说的：“这事不是我的错。但我现在不说，我想先和主席谈了再说。”在这个谈话之前，他不仅认为自己对，几个大将，包括陈伯达，都没有错误可言。错误在于毛泽东本人。毛说话不算话，耍阴谋诡计，出尔反尔。 　　毛泽东一直不肯和他谈，避而不见。如果你毛泽东有理，要治病救人，要团结教育，为什么不和人家谈谈呢？林彪一定有足以将毛泽东说得张口结舌的理由。他忍受着被欺骗被羞辱的痛苦，等待和毛的谈话，难道还不算忠臣良将吗？可是，他终于没有等到。毛泽东故意留着这个肥皂泡，让林彪盼望着。 　　我们可以判断，在毛泽东南巡前，林彪绝没想到反毛。 　　等毛泽东结束南巡回到北京，事情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所有的谜都发生在这个南巡期间：毛泽东怎样形成了林要杀毛的判断？是谁提供了这样的材料？林彪是不是真的要反毛泽东？林彪怎么知道毛泽东要对他下毒手？叛逃是他的本意呢，还是有人千方百计促成了林彪的出走？ 　　说林彪在毛泽东南巡前就要谋杀毛的人，拿不出证据来。 　　即使到现在，林彪出走前到底做了什么，也没有切实的证据。 　　有人利用了毛泽东的多疑和贪婪吗？ 　　有人对毛泽东的计划和情绪进行过渲染吗？ 　　那时的林彪，正经历着难以言传的内心痛苦。 　　他开始重新认识所效忠的人。有些东西依然模糊飘渺，有些是看得更清楚了：那个人，那个中国的第一把手，他不准别人靠近他的地位，总是杀第二把手。 　　数算一下那些被他搞垮的人，谁是坏人？陈独秀的英名谁不知道？他的革命宣传和对新思想的宏扬照亮了多少青年！可惜那些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分子，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人格上太好了。瞿秋白多高的才气，多丰富的学识，多美好的情感，最后流进那《多余的话》里了。 　　……失败的，往往是美好的。项羽失败了，可是项羽不坏。成功的刘邦不一定是好东西。被毛骂得最多的是王明和李立三。王有理论，毛就只靠康生那点骚主意。如果不是陈伯达帮他，毛能写出那么多东西！毛嫉妒王明他们。那些都是书呆子，书呆子虽然可能打败仗，但不能因此否定书呆子的人格、品质、道德和情操。 　　……高岗是被他坑了。林彪以为叶群不知道底细。实际上后来他们都知道了。党政方面，高岗、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比毛强。军队里，彭德怀、刘伯承，都不亚于毛。经济上陈云、李富春，也都是有路数的人。毛既想用人，又时刻提防他们的权力。高岗哪里是想夺毛的权，是毛许诺高当总理，以便合作搞垮周恩来的。后来发现周势力不小，难以成功，于是中途把高出卖了。不然高怎么会自杀呢？ 　　……彭德怀不用说了。不论生前与死后，这个人的英名会灿烂很久。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很少有这样的人了。毛泽东搞大跃进，胡思乱想，小资产阶级狂热，死了几千万人，还不准人家说依一句话！谁说就是反革命。刘少奇可以说是党内最温和最有才干的领袖，就因为和毛有政见之争，毛就认定刘是赫鲁晓夫，必欲将他置之死地。跟这些人一起倒霉的，更是成千上万。 　　……他不喜欢愚蠢和欺骗，但是他周围只能存在骗子和傻瓜。很多人说，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提出来的，是我吹起来的。我不是为了阿谀奉迎才故意吹捧他的。我就是相信毛的思想。它很完整，很适合中国，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我们不能都去读外国人写的大部头，就读毛的书吧，很方便。那时，毛对我提出的先在军队里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想法是多么开心啊！他觉得我现在没用处了，是多余的危险，就说过去的宣传是个人迷信，还对斯诺说“讨厌”。如果讨厌，你早干什么去了？卸了磨杀驴吃。 　　……现在要吃我了。我反正没有多少肉，要吃你就吃吧。可是，你要找谁麻烦，总得找个差不多的理由吧。政治不是打仗，打仗不用讲理，反正都是争夺天下争夺地盘，打就是了。但政治是有不同的，名正才能言顺。你毛泽东亲自对我说：你想当国家主席，扩大一起国际影响，党的主席就不当了。这样的话不止说了一次，而是说了好几次。于是我答应将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由大家讨论。你同意了。结果，庐山上你来了那一套。不仅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还当众羞辱我，说我就是要夺你的权。 　　……士可杀而不可辱，我操你妈！历史的经验：凡是被毛怀疑的，很难挣扎出来。我一直非常谨慎，没想到还是不行。这次也许一如别人那样完蛋，但是似乎还不到那个地步。 　　林彪很难冷静下来。他必须思考清楚。早年读《楚辞》，对屈原不理解。楚王既然对你不好，离开就是了。为什么要有那么多伤感呢？老子说：君若视我为草芥，我则视君为路人。君若视我为粪土，我则视君为寇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然而现在，似乎只有《离骚》才能多少表达出他的心境，也许只有屈原的心和他相通。他一遍遍背诵那些诗句：“忠而见疑兮，信而被谤……” 　　字字如血的诗句，使他心旌摇曳，细汗沁出。 　　这个做事细致，一辈子驰骋疆场的军人，从来没有这样优柔寡断。 　　他犹豫了。这不是无能和简单，任何人设身处地地想想，都会陷入同样的痛苦。 　　……难道那么多年的在战火中结下的友情，就这样毁于一旦吗？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难道不知道积年的老朋友的价值吗？从井岗山我们就熟悉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的合作，他应当不会忘记的吧？就天下来说，我们是共赴国难，为了一个社会解放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个人来说，算我们相知。是的，四十年来，他说过别人的很多坏话，对我却只有好话。想到这里，林彪感到舒畅一些，放心一些了。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毛泽东的那些手段，我是老早就看出来了。但是我能够理解，在农民的中国，那些书生是玩不转的，就得毛泽东这样的混江龙。混好了是个好龙，混不好就是个熊。事实证明，毛既象龙又象熊。他成功了，我的眼光没错。这曾经使我感到自豪。我成为毛的嫡系，他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也是这样。我知道“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但我想，不会这样快就烹到我头上！杀要杀那些有二心的人，也不能先杀自己的人啊！ 　　……人老了，总是担心政治价值的盖棺论定。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说：明君忠臣，一心合作，活生生从暴君手里夺取一个天下，是最光彩的事情。我和他，不就是这样忠臣与明君搭配，携手合作，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吗？现在他是昏君了，我该怎么办？道不行，吾乘浮浮于海。话是容易说，但做起来是多么难！要知道，他现在已经成为一把尺子，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参照物。被他否定就等于什么都毁了。无论怎么贬值，毛泽东还是政治上最通用的货币。人的名声，奋斗的价值，理想的追求，总是要由大众的眼睛验证的。大众听谁的呢？听他的。他说哪个人是坏蛋，谁是孬种，别人不怀疑他。再说，无论他多坏，这是我一生四十多年所保的人啊！可悲的是，这把尺子是我林彪精心刻制的。我不能自毁失信。即使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也不希望毛泽东真的那么狭隘、多疑、残酷、欺诈、言而无信、视权为命。否定这个知心朋友，只能说明我自己是政治上的瞎子。 　　不是没有挽救的余地了吧？难道他真的会这么绝情？ 　　林彪不愿相信这一点。即使毛泽东不找他谈，他也要在毛泽东结束南巡以后找毛泽东谈。“我是中共的一位党员，党员要服从党的利益。他可以不忠于自己的领导人，但要忠于党的原则。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服从党的利益。党员对党和党的领袖有意见，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要通过正常渠道上传下达，绝对不能胡来。我一生简单得可以用一句话说明，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算完……” 　　任性的、固执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林彪至今还以为保护军队是为毛看家。 　　能在战场上百战百胜的将军，能够对付错综复杂的宫廷政治吗？ 　　他太相信自己的经验，太低估对手的毒辣了。 　　—完—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